如果在党派与流派之间，在革命与文学之间，在思想统一与艺术自由之间等等既对立又胶合诸关系中，考察新感觉派本身结构错综复杂的交叉性多元性，细致梳理其现代作家群体聚合的文学史内外关联的理路和成因。那么，“新感觉派”过往纯文学单一小说流派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巨大空间。

　　一个用心感觉“风景”的文学流派

　　1925年夏，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先后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并同在法文特别班学习语言，为准备去法国留学走到一起了。同学之缘，又加上时代的新青年有经世之志，思想信仰趋同。“1925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更同时经历过“大革命”前夜的是骚动激变。1926年底前后，杜衡、戴望舒曾被国民党右派学生告发被捕入狱，而施蛰存在松江却迎接过国民革命军。这期间，他们“一时高兴”，还办了一个小的新文学同人刊物《璎珞》，仅印了四期的小报开本的旬刊，发表他们三人诗、散文、译文等作品。这可谓“新感觉派”的受孕期。1928年刘呐鸥由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加盟其中，也带来了他在日本接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这年9月，他创办了《无轨电车》半月刊，除了发表文学创作外，主要译介了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品和影响日本新感觉派的西方理论和创作。同时，他还出资与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先后创办了“第一书店”、“水沫书店”、“东华书店”和《新文艺》刊物。后来又因戴望舒与冯雪峰的结识，引发了大家阅读、翻译苏联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兴趣，出版了“新兴文艺丛书”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书籍。在丛书的翻译作者队伍中，也有鲁迅、沈端先(夏衍)、林伯修、冯乃超等左翼作家名字。显然，1928年至1931年前后的中国，既是左翼文学艰难的生长期，也是“新感觉派”的滥觞期。1932年5月施蛰存在上海主编《现代》月刊至1935年5月终刊。该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演变中占有着重要位置。刊物明确表白：“《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她不只是戴望舒等现代派诗歌的重要阵地，而且有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和“增大号”、“特大号”的创作专栏，及外国文艺译介、史料等。《现代》杂志和此时的现代书局、新中国书局等出版商，还重点推出了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中出版了施蛰存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集。他们与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等小说一起营造了“新感觉派”的极盛期，也奠定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中以现代诗派和现代小说流派之独立存在的地位。当然，其中也不乏有鲁迅、茅盾的创作同期刊出。作为“新感觉派”的重要阵地的《现代》杂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有大容量的歌德、司格特、高尔斯华绥等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的“特辑”和“现代文艺画报”等栏目；也有杜衡与左翼文艺关于“第三种人”、“自由人”文艺论争的篇什，以及《现代》之后，1934年6月施蛰存又主编了仅出两期的《文艺风景》月刊。该刊有《现代》办刊风格的延续，特别发稿“较详细的外国新锐文学之介绍和翻译”，与“精致的不太冗长的小说”。也有《现代》少见的“短小”、“轻倩”的“小品随笔”。施蛰存说编这两个杂志不过是传达“追逐理想的路径”。“倘若我而以《现代》为官道，则《文艺风景》将是一条林荫下的小路”。“文艺的风景，正如大自然的风景一样，是构成于各种自然的现象，而自由地让各种人以各种心境去欣赏的。”在施蛰存做这番独白不久，刊物很快的终结，“中国新感觉派”的群体也就随之逐渐消散了。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活跃文坛的“新感觉派”，对文学是以“神往”、“默契”、“人同此心”呈现其“感觉”的。正是这种用心的“感觉”群体面对都市生存和文学世界有了广泛求“新”的包容心态，也营造了一个追求个性的群体丰富而复杂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