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梁斌是同乡、同学、同事。我们都是蠡县人，同在蠡县高小读书，是同窗学友。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又同在新世纪剧社工作，同演一台戏，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炕。朝夕相处5年之久，他在业务上、政治上对我帮助很大，既是良师又是益友。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地区一度变质，上级根据冀中形势，决定新世纪剧社与军区火线剧社合并，梁斌即调离剧社，由区党委另行分配工作。此后，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在长期艰苦环境中结成的战斗友谊，使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可谓是“放下拐杖作揖，老交情了”。值此梁斌诞辰100周年盛庆之际，我就他在新世纪剧社的5年间，在业务上、思想上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上的建树，做一个概括的追述。

　　提起梁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几部不朽的文学巨著，享誉中外。至于梁斌还是位多才多艺的编剧、导演、戏剧教员、文艺单位杰出的组织领导者，就鲜为人知了。

　　梁斌是1938年4月开始任新世纪剧社社长的。新世纪剧社成立于1938年初，开始隶属蠡县政府领导，6月调冀中区党委。第一任社长张春霖。张春霖不懂业务，剧社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凭着一股抗战热情，自愿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剧社组成之后，找来一批反映抗战内容的剧本，可是有了剧本没有导演，怎么办呢？只好自力更生。我和郭克过去学演过一年多文明戏，就分担导演工作。过了几天，齐祖耀来了。其实他也不是行家里手，只不过是演过几天戏。就这样把戏排演出来了。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很快就下乡到各村巡回演出，还很受群众欢迎，可是当我们演出告一段落后，准备再继续排演新剧目，迎接新的演出任务，大家都产生了渴望提高的要求。非常羡慕军区火线剧社和四分区国防剧社，他们有王林、田园几位专业人才，能编能导。我们无此条件，一无编剧，二无导演，空有提高的愿望，没有提高的条件。恰恰在这时，梁斌为奔走抗日从外地回来，县委派他到新世纪剧社来担任社长。梁斌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又是山东剧院的专科学生，受过专门训练，能编能导能演，是难得的人才。他到剧社之后，马上写出两个剧本：一个叫《爸爸做错了》，一个叫《血洒卢沟桥》，并亲自担任导演。梁斌导演比我们自然高明多了，对台词、走地位，边排边讲，还做示范，是个专业的样子。两个戏在“五一”节和“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演出之后，颇得好评。不论在表演上、化装上、舞台布景上，确有明显提高。剧社每个人都有新的收益从而受到鼓舞。对我在过去演文明戏时养成的一套夸张的表演方法，也有所纠正。特别是《爸爸做错了》一剧，情节动人，教育深刻，成为剧社的保留剧目，久演不衰。梁斌又编剧又导演，还上戏剧课，讲戏剧概论、表演术、化装术、舞台装置。不久，又组织政治学习，他和刘纪讲《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简史》，大家都增长了知识，学的蛮有兴趣。梁斌来剧社不到半年，新世纪剧社在艺术上、政治上都有显著提高，升腾着新的气象、新的面貌。梁斌先后又创作了《抗日人家》《五谷丰登》《千里堤》等剧本。导演《哑巴吃黄连》《夏伯阳》《运粮船》《暴发》等许多剧目。他还热心提倡“话剧地方化”。认为在抗日根据地演出，对象是广大农民群众，八路军也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演出范围就是冀中平原。为使观众喜闻乐见，在舞台语言上、形象塑造上、题材选择上要有冀中特色，适合冀中人民的欣赏口味。经过几年的艺术实践，新世纪剧社创作和演出的剧目，确实富有群众性和浓厚的冀中乡土气息，深受群众欢迎。

　　1940年夏，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对梁斌说：“你们不能只是唱唱歌，演演戏，你们要像一只老母鸡，孵出一窝小鸡。”黄敬的比喻很形象，就是说新世纪剧社不仅是个专业的宣传队，还是个普及文化的工作队，把辅导群众文艺活动列入自己的工作方针。当时冀中地区的县、区、村都建立了基层文建会，大村庄开始建立村剧团，学校都有歌咏队，群众文艺活动很活跃。为进一步推动基层文艺工作的发展，培养一批文艺骨干，成为当务之急。为落实黄敬的指示，梁斌和社部几位领导刘纪、刘光人等经过研究，决定趁热打铁，马上开办一期文艺训练班。当时剧社刚从联大学习回来，在戏剧、音乐方面都有现成的教材，现趸现卖，有开办训练班的资本，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当时剧社驻在冀西，马上由梁斌带领一个招生小组，过平汉路回冀中招生，很快在无极、深泽、定县、安平、安国、博野招收了100多名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和村剧团领导骨干，带回冀西受训。在战争环境中，开办100多人的训练班，学习3个月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吃、穿、住、行都要想到做到。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身为一社之长的梁斌，这100多人的教学工作、生活管理工作的担子，压在肩上，分量不轻啊！学员从冀中带过冀西，要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都是一群没有战斗经验、刚刚走出家门的青年男女，其中还有部分十二三岁的儿童。铁路沿线碉堡成群，两侧有壕沟路障，敌人虎视眈眈，过路安全成了大事，弄不好要死人的。还有，训练班在路西山区开办，吃粮要从冀中运来，靠冀中民夫一袋一袋身背肩扛，夜间偷偷运过铁路封锁线。为吃粮问题，梁斌跑到冀中行署找徐达本主任批示。粮食虽有定量，实际难以保证。顿顿是小米菜粥、稀面条，学员普遍吃不饱。还有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山区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小猪小狗在屋里喂养，粪便满院，苍蝇蚊子成群飞舞。在学习期间不少学员病倒了，拉痢疾、打摆子(疟疾)。剧社是个小单位，缺医少药，只好送军区后方医院治疗。离后方医院七八十里路，专门从剧社抽调几名演员负责筹划担架和毛驴，重病号坐担架，轻病号骑毛驴，护送住院。整个学习期间，病号不断，多时达数十人，其中一名小鬼学员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死于医院。梁斌是训练班校长，眼看着病号越来越多，又有人死亡，心情自然十分焦急不安。病号的压力尚未缓解，新的困难又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