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楼栖先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也主持过学报工作。

　　最近翻检旧期刊，一本封面有些泛黄的学报赫然跃进眼帘。这是1977年第4期的《中山大学学报》，距今已逾37年。翻着其中登载的自己的文章，立时想起当时该学报的主编楼栖先生，一段旧情不由涌上心头。

　　楼栖先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也主持过学报工作。我和他既非师生，也非同事，他在广州，我在北京，本不相识，而有缘结交，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同时参加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

　　说起来，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我参加的是由唐弢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楼栖先生参加的是由蔡仪先生主持的《文学概论》编写组。当时，几个编写组的成员都集中住在中央党校。我和楼栖先生不但同住一幢楼，还同在一层，见面接触的机会比较多。

　　我已经记不起最初和楼栖先生是怎么认识的了。当时，一些专家学者都不过50岁上下，楼栖先生才49岁，用现在的眼光看，实在不能说老。但我们一些年轻人当时都才二十几岁（我当时25岁），故平时称他们为“老先生”。虽是两代人，但“老先生”都平易随和，年轻人也无拘无束，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在我最初的印象里，楼栖先生不像有些专家学者那样儒雅气派，倒有点像个南方老农：个子瘦小，脸有些黑，背似乎还有点微佝，说话带有很重的广东腔。其时，他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任教回国不久，我想从他身上找到一点“洋气息”，却毫无所获。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我和他在一起却颇谈得来。除了因为他也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从事过教学和研究，我们有较多的共同话题之外，主要还在于他特别平易近人。

　　就在教材编写工作顺利进行了一年多，我们也朝夕相处了一年多之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策上的调整，直接关系到教材编写组的工作。因为这次组织编写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就是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各地高校大跃进——教育革命中的偏颇。很快，上面通知教材编写组就地解散，我和楼栖先生甚至未来得及认真道别，就各自回到原工作单位，再无机会谈心问道了。进入“文革”后，我和楼栖先生就更无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