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美国文学巨擘梅尔维尔笔下一位以“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的诡异角色，竟跃出纸页化身为一种病毒，弥漫在文学世界中，让众多作家无法下笔。得上巴托比症的人都无药可治，而任何抵抗此病的举动亦是徒劳。本书的叙述者便是一位“巴托比”患者，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直到某一天，他开始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奇怪的是，他的日记里看不见正文，只有脚注，好像正文被某种不知名的病毒吞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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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瓦尔泽早就知道，写所不能写的，同样也是写作。他曾经做过许多工作，从书店店员、律师秘书、银行职员、缝纫机工厂的工人，最后是西里西亚一座城堡的管家。在转换工作期间，他常选择远离尘嚣，避居到苏黎世的“失业者写作协会”（这个协会的名字真是再“瓦尔泽”不过了，但在现实世界里确有其名）。黄昏时分，在那里常可见到瓦尔泽坐在一张老旧的板凳上，顶着头上油灯发出的微弱光线，以他一贯优雅的字迹做着誊写员的工作———做着“巴托比”的工作。

　　在此，无论是身为一位抄写员所传达出的意象，或是瓦尔泽一辈子的经历，都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梅尔维尔笔下那位二十四小时都在办公室度过的抄写员。罗贝托·卡拉索谈起瓦尔泽和巴托比时评论道，这两个外表平凡、行为举止总是谨慎小心的人，心里存在着一种强烈否定这个世界的倾向。这种倾向越是激进绝对，就越难以被察觉。那些认为巴托比们只不过是性格灰暗但忠厚老实的人，常常看不见这种毁灭性力量的爆发。　“对许多人来说，瓦尔泽一直是大家所熟悉的作家。他创作了《雅各布·冯·贡腾》，又在故事里杜撰了一个　‘本亚曼塔学院’。或许可以这么说，他的笔下的主人公传达出一种虚无主义，也带有中产阶级色彩，贴切地反映了瑞士一般大众忠厚老实的面貌。但另一方面，这个角色却十分遥远，似乎是与现实中普通人的一个平行对照，但两者之间的边缘难以辨别。瓦尔泽的服从，就像巴托比的叛逆，都预言了他们未来破碎的人生……他们每天抄写那些如透明薄片般掠过脑海的文字。他们没有特别的感受，不作任何的修改和润饰。雅各布·冯·贡腾说：　‘我不寻求进步。’

　　而巴托比对此的借口是：‘我不想要改变。’　这两种说法的相似之处，恰好展现了沉默与语言的某种装饰性作用间的等价关系。”

　　在那些选择以“不”响应一切的作家中，可归类为“抄写员性格”的，都是些极为奇特的案例，或许应该说，都是对我造成极大影响的案例。这是因为二十五年前，我亲身体验过作为一个抄写员的滋味，当时我感到痛苦极了。当年，我对于自己年纪轻轻，就出版了一本阐述“爱情之不可能性”的书，感到相当骄傲。我送了一本样书给父亲，但我却怎么也无法预料到，这个决定竟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就在书送出去的几天之后，我父亲开始感到相当恼火，因为他认为在我的书里有一段冒犯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回忆。于是，他强迫我在这本样书里写下一段给他前妻献辞，内容则由他亲自口述。我极力反抗这个要求。事实上，写作对于我而言，就和卡夫卡一样，是唯一让我觉得能够脱离父亲掌控的一种寄托。因此我发狂似的反对，拒绝一字一句地抄写他所说的话。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反抗了。那一刻，一想到自己就像个抄写员那样僵硬地抄下献辞口述者的字字句句，我着实感到无比惊恐。

　　那次事件，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这二十五年来我根本无法重新提笔写作。而就在我无意中听见“巴托比先生正在开会”这句话的几天之前，我读了　《皮埃尔·梅纳尔学院》　这本小说，是它开导我向自己身为抄写员的这个事实妥协。我想，是我在阅读此书是体会到的诙谐和娱乐人心的力量，让我渐渐抛开阴霾，重新开始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