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记不清也说不清我俩是如何开始合作写作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行为绝对既没有事先的“预谋”，更没有周密的“策划”。其处女作的“诞生”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就某一个话题讨论过且争论过，于是其中的一人将这个过程形成了文字，因其内容终究是彼此讨论的产物，很自然地也就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如果说我们的“处女作”诞生于偶然，那后来的合作则的确是有意而为之了，客观上是因为我们处于那样一个环境，只要不是自己懒惰，想不研究不讨论问题都不行，而研究与讨论的结果之一则必然是不断激发表达与写作的冲动;主观上则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合作，再往后便是谁也不好意思“单干”，于是无论是哪一方有了表达与写作的冲动时，便去征求对方的意见尔后成文。

　　说来也奇怪，当时像我俩这样“合伙”的还绝非“一花独秀”，比如李洁非和张陵、费振钟和王干、辛晓征和郭银星、汪政和晓桦、盛子潮和朱水涌，等等，以至于有人将此称为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界值得研究的一种“双打现象”。

　　作为“批评双打”选手中的一对，我们也曾觉得那个时代热衷于“批评双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并没有细想过这是否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直到30年后的今天，当我俩重新捡拾起过去的那些合作成果，便在缅怀80年代那一段峥嵘岁月的同时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也许，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批评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打”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与80年代的文化精神有着某种契合吧。

　　那是一个让文学理想之花激情绽放的年代，我们沐浴着80年代的文学精神一路走过来，因此一直心存对她的眷念。那时候，我们被各种新奇的理论所震撼，这些新奇的理论也激活了我们的大脑，各种“奇谈怪论”由此应运而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谈阔论”，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见解。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才体会到那种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　我们能够在当时为自　己开辟出一个心灵自由的空间，实属不易，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空间里真正享受到　自由的愉悦。

　　还得说说我们在讨论中的态度。在刚刚经历了一个知识荒芜的年代后，我们开始参与到文学批评时，备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样的条件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于是在讨论中，我们多半都愿意听到补充、修正、甚至反驳的意见，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听取和消化，忽然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批评双打”就是在这样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中悄然敲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