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语言》是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黄燎宇先生的新著。这本汇集作者多年笔耕之精华的书二十八万余言，集论文、论战文章和随笔于一体，处处闪烁着智慧与思想的火花。此书谈的是德语文学，书名“思想者的语言”，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点出了德国文学的独特之处。说起来，“真正的文学，都是诗哲一家；真正的文学语言，都是思想者的语言”，但唯有在德国文学里，哲学与诗歌特别的水乳交融，文思和哲思特别的神秘合一，这构成了德语文学的独特魅力，但也形成中国读者领略德语文学之美的屏障。黄燎宇教授专研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多年，又是当代德国文学大师马丁·瓦尔泽几本小说的中文译者，在这本书中，他以此两位大作家为坐标，引领读者走进德语文学语言的密林，揭示了德语文学的特殊魅力，向读者传授了欣赏德语文学的独门密钥。

　　为什么“富不过四代”

　　先说托马斯·曼。托马斯·曼无疑是德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布登勃洛克一家》称得上是曼氏的天才之作，托马斯·曼创作这部巨作时年方二十五岁。《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了吕贝克的大商人布登勃洛克家族由盛及衰的败落过程。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年已七十，他凭着坚韧的意志和辛勤的劳动，从无到有，发家致富，终于成了吕贝克城的名门望族。他死后，家业传给了他的儿子小约翰·布登勃洛克。布氏第三代、小约翰的四个子嗣一个比一个不争气，长子克里斯蒂安风流放荡，次子托马斯无意于工商业，三女儿托尼性格、能力均有缺陷，幼女克拉拉平庸无才。而到了第四代，气象更不如前，第四代的重孙哈诺自幼体弱多病，缺乏斗志，不爱经商，却酷爱音乐。十五岁时，哈诺因染上传染病而一命呜呼，布氏家族彻底衰落，真真是“富不过四代”。

　　这样一个家族的衰亡史应当如何解读？传统解释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卢卡奇为代表，认为这部作品讲述的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发展的进程，小说讲述了代表诚实经营、信守法律的德国市民阶层在垄断资本主义紧逼下全面溃败的过程。黄燎宇先生则从另一个节点切入，寻得了富不过四代故事背后深刻的家族宿命，而这一宿命主题与启蒙运动以来若干德国哲学家的理论一脉相承。在黄先生看来，现代的欧洲人忘记了希腊人的精神秉性，不再致力于和谐人的创造和培养，一味偏重于精神的发展，从而导致精神与体魄的分离。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智力越高，痛苦越大，天才最痛苦；尼采则将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解释为知识妨碍、扼杀行动。其他类似研究更是层出不穷。黄先生赞美托马斯·曼“是一个善于把烂熟的思想果实酿成艺术美酒的天才”。他解读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子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一代比一代倾心于艺术，一代比一代厌恶工商实业；一代比一代更有艺术家的气质，在体力和精力上却一代比一代更为孱弱。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取代了实业家，波西米亚式的“艺术浪子”取代了诚实敦厚的市民。有这样的子嗣，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中，这个家族注定要衰落。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无独有偶，德国当代最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也是善于把枯燥的思想酿造成艺术美酒的天才。黄燎宇先生以《恋爱中的男人》为例，解析了瓦尔泽的悲观主义爱情观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异曲同工之处。叔本华写过一篇“性爱的形而上学”，此文可说是向爱情宣战的檄文。叔本华视爱为恶，认为爱只会给人带来痛苦，恋爱中的人都饱受思念和妒忌的折磨，爱人被情敌夺走更是可怕，会使人发疯发狂，“导致他杀死情人或者情敌或者情人加情敌或者与二人同归于尽”。爱情还有一不可解决的矛盾之处：“没有得到满足的爱意味着痛苦和煎熬，得到满足的性爱往往又导致失望、困惑、幻灭。”黄先生概括叔本华观点，“爱情就是病，堕入爱情的人就是病人、傻子，上当受骗之人，既可笑又可悲”。瓦尔泽的《恋爱中的男人》的男主角恰恰就是这样一位病人，傻子，上当受骗之人，而此人并非庸常之辈，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大师歌德。

　　在瓦尔泽笔下，74岁的歌德爱上了19岁的乌尔莉克，神魂颠倒，坐立不安，“完全失去了平衡”，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因为爱，歌德甘愿被利用，被欺骗，被取笑，堂堂德国文学殿堂的宙斯走下了神圣的奥林波斯山，成了道地的凡夫俗子，“跟狗一样遭罪”，彰显了“爱情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永恒真理”。恋爱中的歌德时而兴奋，时而沮丧，时而希望，时而绝望，直到最后方感幻灭，幡然醒悟。当然，歌德毕竟是歌德，失恋后他既没有去杀情人或情敌，也没有发疯或自杀，他回到了他的城堡，他的避风港，这就是写作。“当歌德跟落水狗一样掉进情感的漩涡之后，他的鹅毛笔就变成了他的救生圈，帮助他在漩涡中扑腾、自救”。“爱就是痛苦”，这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两位相隔一百多年的德国哲学家和文学家，却非常奇妙地“遥相呼应，相映成趣”，这不能不说是黄燎宇先生的慧眼独具，妙解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