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病在床四五个月后，晚年的梭罗在日记里写道：“我已病得太久，忘记了健康是什么样子。”终其一生，包括在瓦尔登湖隐居的两年间，从牙疼到肺结核，他饱受病痛折磨。后一种疾病，更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据统计，1860年代，在25岁至45岁的青壮年易感人群中，因感染肺结核而死亡的人口比例高达五分之一。

　　梭罗对此有切肤之痛：他的父亲和妹妹海伦先后患结核病去世；他的哥哥亨利虽然死于破伤风，但家族遗传病削弱了他身体的抵抗力，才是致命的病因。此外，还有他的好友爱默生家族：爱默生的父兄相继去世，他的第一任妻子爱伦·塔克同样因身患肺结核而死亡。因此，“病人”梭罗年轻时便立下宏愿：要为康科德居民甚至全体国民，开出药方——用诗人洛威尔话说，他决意要“当一回医生”。

　　卢梭曾说：“一部文明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类的疾病史。”而照洛威尔的说法，梭罗 “(他)整个的人生，都用于找寻医生”。当代美国文艺理论家斯坦利·卡维尔评论《瓦尔登湖》时则宣称：整部著作，就是追寻自我如何“从疾病中”恢复本来面目。跟爱默生纯粹从抽象道德角度看待生活不同，梭罗更多是从平视的角度忠实记录和思考生活：当然，他关注的不仅是身体的健康，更是心灵的健康。梭罗最担心的，是世人都习惯于承受病痛之苦，甚至害怕康复。

　　梭罗生活的年代，无论康科德乡间，还是纽约、波士顿等邻近都市，肺结核、伤寒、麻疹等疾病都相当普遍。当科学家致力于疾病的病理学研究与防治时，爱默生、梭罗等“美国学者”则更为关注外部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内在联系。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美国城乡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量农地被侵占，土壤变质，河流遭受污染，食品安全也难以保障。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更是乏善可陈——在城里，医疗手段除了欧洲流行的放血疗法，常用的无非是抬举、热烙、冰敷、发泡以及电疗、水疗等疗法，虽然每一种方法背后都不乏某种医学理论作支撑，但疗效如何大可疑问；至于乡村居民，则更多依赖祖传草药配方，将病人生死几乎完全交由命运处置。

　　针对这样的状况，1850年代，以诗人惠特曼为首、奥尔科特医生等人加盟的民间组织大声疾呼兴办公共卫生事业，以免美利坚合众国堕落为“病夫之国”。因为他们坚信，外部环境对人体健康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