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狭义地说，就是指朱子的学说，广义上讲，则指朱子及其后学的学说。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文化的东亚），当然也包括朱子及其在东亚的后学的学说。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

　　朱子学是近世东亚文化的共同信仰

　　东亚朱子学是一门国际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是近世东亚文化所依凭的重要精神资源，在近世东亚历史上曾经一度成为中、日、韩诸国最高统治哲学。据文献记载，最早把朱子学自元引入高丽者为安珦。高丽忠烈王十五年（1290），集贤殿大学士安珦随忠烈王访问元大都，首次读到新刊《朱子全书》，认为它是孔孟儒教之正脉，于是手抄此书并摹写朱子画像而归。归国后即在太学讲授朱子学，为传播朱子学做了大量工作。后来，朝鲜理学之祖郑梦周立学堂、设乡校，在太学讲授朱子理学，并且以《朱子家礼》取代佛教的仪式，开启朝鲜性理学之先河。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是朝鲜李朝时代的鼎盛时期，随着朱子学的广泛传播，朝鲜朱子学派开始诞生，海东朱子——李退溪及其退溪学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朝鲜的本土化，并确立了朱子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至今，韩国上下仍尊崇《朱子家礼》，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朱子学崇尚为国学，现实生活中的朱子学仍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镰仓时代，朱子学被作为“助道”工具带回日本，目的是宣传禅宗，呈现出“儒佛一体”的特征。南宋端平二年（1235），日本临济祖师圆尔入宋学禅，1241年，他携带 《大学章句》、《中庸或问》等朱子学著作回国。到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时，禅僧玄惠法印给皇室讲授朱子学，使朱子学进入日本皇宫。至16世纪，日本朱子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后来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更是把朱子学奉为最高统治哲学。1890年10月30日，日本天皇颁布新的教育方针——《教育敕语》，开启了日本近代文化教育的新时期。《教育敕语》是日本近代文化教育的开端，其中也包含有朱子学的因素（如对五教和修身的极力推崇等）。由此可见，朱子学对日本近代化作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作为教养的基础，日本人借助朱子学的知识储备，对各种近代思潮进行选择与调整，这是朱子学对日本近代化的最大贡献。

　　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学术文化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宋代新儒学影响深远。宋代儒学文化传至东亚各国，与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所谓的以朱子学为核心的 “儒学文化圈”，这都能说明朱子学在东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东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所具有的卓越贡献。不仅如此，《朱子小学》、《朱子家礼》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礼仪也日益成为东亚民众普遍遵循的生活样式，朱子学因之成为近世东亚文化的共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