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元以来，诗经图创作多出于政教鉴戒。明中后期，时风流变，《诗》学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由崇高向世俗回落，画坛也复追元代放逸画风，与鉴戒无涉，而书画消费，又使明画带有世俗趣味。在此背景下，宫廷画院之外的诗经图创作，摆脱了诗教的束缚，迎合时风趣味，借《诗经》诗意，绘写心中图景。直至清乾隆朝，《御笔诗经全图》再度让诗经图回到教化系统。明代诗经图可分为三类，一是临摹马和之《毛诗图卷》的仿作，一是取材于《诗经》的诗意图，一是取材于《诗经》的商业广告图。

　　关 键 词：明代/《诗》学/诗经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YJCZH07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2批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2M521618)；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专项(项目编号：2014ARF14)。

　　作者简介：李杰荣(1981- )，男，广东化州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绘画研究

　　诗经图的选材、构图等，均取决于画家在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诗经》的理解和接受，通过历代诗经图，可观照《诗经》学术史之发展。宋元以来，诗经图的创作多与朝廷有关，且作图出于政教鉴戒之目的，所以宋元诗经图多依《毛诗序》，如南宋马和之《毛诗图卷》，乃由宋高宗敕命创作，意在揄扬《诗经》之教化，而元代多幅《豳风图》，亦或由元仁宗授命创作，或由官员及宫廷画家进献，皆是在当时重农、劝农的背景下，宣示最高统治者重农及勤政的思想。及至明代中后期，时风流变，《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转变，诗经图的创作皆在宫廷画院之外进行，或临摹南宋马和之《毛诗图卷》，或取材于《诗经》而作画，不但脱离了诗教，甚至背离了诗歌本义，只是借题以表现心中的图景，诗经图也由官方寄寓教化转变为无关诗教的诗意图。

　　一、《诗》学转变

　　明初，在严刑苛法和思想禁锢之下，士风拘谨，学风保守，思想文化界一派沉闷压抑的氛围。明初《诗》学基本上是一个“述朱”的时代。当时，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学说，一方面文人士大夫对《诗经》的批评乃承元人余绪，继承诠释朱子诗学；另一方面，程朱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指定为士子日常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逐步形成程式固定、不容自由阐发的八股文。

　　直至中后期，因皇权统治腐败，政策有所调整，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使时风顿变。在心学思潮的冲击下，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文艺领域形成一股反摹拟矫饰，提倡真情实感的创作思潮，而市民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文艺消费的增长，又促使文人及画家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从而导致文艺创作和评论趋向世俗化。时风所及，《诗经》学术研究也发生了一次变化，即从经学回归到文学。明代万时华《诗经偶笺·自引》道：“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1](P143)。因此，在“明代中后期，大批文人学士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诗经》的审美意义，确立了《诗经》文学研究的传统，使这部诗歌宝典初次放射出了文学的光芒”，“从本质上讲，《诗经》本是一部表现俗世情怀的诗集，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实际上是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这一回落过程的演示，乃是在明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由高雅走向世俗的背景下进行的”[2](P230)。

　　明代《诗》学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变，由《关雎》评析可见一斑。汉代《毛诗序》认为《关雎》是美“后妃之德”，宋代是《诗》学史上的新时期，但朱熹《诗集传》对《关雎》的评析，仍遵用《毛诗序》，认为是宫中之人为歌颂后妃太姒“幽闲贞静之德”而作。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却借杜丽娘表达了不同的见解。私塾先生陈最良给杜丽娘讲解《关雎》，宣扬“后妃贤达”、“有风有化，宜室宜家”，杜丽娘却读解为“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因此废书而叹道：“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尔后在春香的怂恿下游后花园，最终触发了这位深闺小姐的春心。晚明崇情抑理，以及《诗》学转变，由此可见。

　　时风流变，同样也影响到明代画坛。明初宫廷画家亦人人自危，兢兢以求无过，作画多承上意，不敢逾越，由是元季之放逸画风，为之骤敛。明中叶后，心学思潮令画风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文人画家代表吴门画派取代宫廷画家“浙派”成为画坛盟主，复追元季放逸画风，重言寄兴、士气、逸气，使文人画成为时代主流。晚明后又以董其昌为代表，继承元代文人画的传统，其“画分南北宗”更是扬文人画而抑院派画，影响深远。画坛主流和绘画思想的转变，使明中后期的绘画也发生变化，绘画“都或沿元人高逸之风，或自寓身世，而与‘鉴戒’无涉”[3](P297)。

　　城市经济的繁华，又促进了文艺消费的增长，从而使文学艺术商品化。嘉、万时期，有闲阶层斗富成风，书画因既能夸富斗侈，又能彰显品位清雅，在人情交往中也可作为礼物酬送，便成为有闲阶层追逐购藏的目标。书画消费的增长，使不少画家以此谋生，如文徵明、唐寅等文人画家，视绘画为一种以笔代耕的谋生手段，而像周臣、仇英、谢时臣这样的职业画家，不仅卖画为生，也因画而名留画史，故谢肇淛曾言有明一代“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4](P138)。这些画家的思想是相对自由的，但也不得不迎合购画者的审美趣味和需求，这也使得他们的诗文书画带有一种世俗趣味。

　　《诗经》学术思想的变化，以及画坛风气的变化，同样反映于文学艺术。诗经图经过明初的空白期后，在明中后期进入了一个创作的繁盛期，这时期的诗经图创作，也同样摆脱了诗教的束缚，不再像宋元时期那样带着浓厚的政教意味，而是迎合时风趣味，借《诗经》之诗意绘写心中的图景。总的来说，明代诗经图大概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临摹马和之《毛诗图卷》的仿作，一类是取材于《诗经》的诗意图，一类是取材于《诗经》的商业广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