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河北地区的汉人世侯藁城董氏、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在元初保护并征辟了大量金源文士，并与这些文士进行诗歌赠答活动，他们自身也创作有诗词与元曲。作为文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河北汉人世侯延续了金元文学的传承发展，为元初文学作出重要贡献。不同于以往的文人集团，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作为反映了金元易代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的内心世界。

　　关 键 词：汉人世侯/元代文学/河北地域文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0YJC751116)。

　　作者简介：张建伟(1973- )，男，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金元文化研究

　　河北地处平原，极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自古为北方各民族冲突与融合之地。长期的战争考验使得该地居民好勇尚斗，悲歌慷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说冀州“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1](P859)。《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也认为河北路“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2](P2130)。在蒙古灭金过程中，涌现出大小众多汉人世侯，无论从战功、仕宦品级，还是与元代政权关系的密切程度，河北地区的藁城董氏、真定史氏和顺天张氏都名列前茅。

　　目前关于河北三大汉人世侯的研究集中于碑石考证、政治、婚姻、代表人物，以及真定的元杂剧等方面。碑石考证主要有张洪印《河北易县发现元代张弘范墓志》(《文物》1986年第2期)，孟繁峰、孙待林《张柔墓调查记》(《文物春秋》1996年第3期)等。政治与婚姻方面有萧启庆《元代的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河北世侯与士人——兼论这一时期汉文化的遭际》(《元史论丛》第九辑)，赵文坦《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元史论丛》第十辑)，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关于真定杂剧有门岿《真定元曲十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黄宗健《元杂剧在真定的崛起与史天泽》(《河北学刊》1991年第6期)等。对汉人世侯代表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天泽、张弘范等人①。田同旭先生《论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与金元时代汉人世侯之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探讨了汉人世侯对元杂剧兴盛发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晏选军《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对顺天张氏、真定史氏、东平严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的历史作用作了探讨。上述文章未涉及汉人世侯家族自身的创作，以及文士与世侯之间的文学活动。实际上，汉人世侯与文士的诗歌赠答为元初重要的文学活动，三大世侯家族中有不少人创作诗歌与元曲，史氏与张氏还是元初极具特点的文学家族。那么，这三大汉人世侯家族有何特点?他们对元代文学有哪些贡献?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价值何在呢?

　　汉人世侯対元初文学的贡献可以从保护文士、与文士诗歌赠答和文学家族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征辟文士，保护文化

　　首先，汉人世侯在自己治理区域内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并复兴文教事业。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史氏对真定的治理。

　　蒙古灭金时，汴京、郑州之人多迁到真定，为真定的繁荣打下基础②，加上史氏家族的治理，尤其是史天泽任用王昌龄、王守道等人，使得“真定治效高视他郡，四方为之训”[3](P504)，真定成为北方避难的乐土。许多文士都投奔史氏，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说：“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颙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3](P504)据符海朝先生统计，真定史氏可考的幕府人物有十八人，包括王昌龄、杨果、王恽、张德辉、李治、王若虚、元好问等知名人士③。这些人士除了协助史氏的政事外，还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史天泽“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3](P504)。

　　史氏对真定积极有效的保护和治理，极大地保护了中原文化。杨果、王恽、张德辉等人仕元后，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大量聚集在真定并投入文学创作，在真定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史天泽本人就是散曲作家，名列《录鬼簿》，他的次子史樟，撰有杂剧《庄周梦》。真定成为元初杂剧的重镇，《录鬼簿》著录真定杂剧作家七人：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克中、史樟、江泽民④。这种良好的氛围对杂剧的创作极有裨益，白朴就得益于此⑤。金亡后，白朴随父白华寓居真定，和这些杂剧作家有很好的交往，比如他的《夺锦标》词，就是得到友人王思廉、李文蔚书信后所作，词中写道“梦里封龙旧隐，经卷琴囊，酒尊诗笔”[4](P100)。封龙，指真定境内的封龙山。词作反映出白朴年轻时与李文蔚诗酒交游的生活。再如侯克中，长于《易》学、诗歌、杂剧，名列《录鬼簿》，作有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其《艮斋诗集》有《答白仁甫》诗，可知他和白朴交情深厚。

　　张氏在顺天修筑城郭，重修庙学⑥。他们同样拯救、收留、推荐了很多金源文士。太宗五年(1233年)，张柔随蒙军攻下汴京，访求德高望重的金朝遗老和燕赵故族十余家，将他们护送北归。其中包括户部尚书高夔，南京部转运使李特立，礼部尚书赵思文的三个儿子赵贽、赵克刚和赵克基，翰林学士杨云翼之子杨恕及婿贾庭扬等人⑦。汝南城破，蒙军下令屠城之际，张柔救下了金代状元王鹗。后来这些人大多托庇于张柔门下，成为他的门下客。张柔的幕僚宾客还有元好问、郝经、乐虁、敬铉、王汝明等⑧。张柔“性喜宾客，闲暇辄延引士大夫与之言笑谈论，终日不倦。岁时赡给，或随其器能任使之。”[5](P599)他乐于和文士谈论，还根据才能安排相应的职位。汴京降蒙时，张柔不取金帛，唯独收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为日后修史保存了材料⑨。张弘范也尊重贤德之士，他钦佩文天祥的忠贞，俘虏南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后，请他到家塾做儿子的老师⑩。

　　藁城董氏也礼敬贤士，乐于推荐人才。如董文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拜御史中丞，举荐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以为极选(11)。再如，董文炳次子董士选，积极为国家选取贤才。他在江西为官时，聘请南宋诸老儒及西蜀遗士出来教授。“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6](P3678)当元明善与虞集在京师互不相让之时，董士选谕导元明善，努力弥合南北文士之间的鸿沟(12)。他迁南行台，曾招虞集、范梈等文学之士。史称“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6](P3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