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以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文学是最重要的一个面向。但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仅仅接受这套认识论的话语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历来是华夏国家政教制度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为什么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在于真善美？因为“尽善尽美”之根本是教化。古典的教化从来不是一件形而上学的事情，它在历史中展开，特别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毋宁说，就是历史。

　　健全的常识如今已可以告诉我们，世界没有大同，历史也没有终结，今天，我们不但还在幸运地谈论文学，也能继续用最亲切的语气谈论文学的祖国，我们的时代，我们当代的历史。既然如此，当我们言说当代文学，就需要抛开这么久以来一直在冒充着根本与本质的那些无病呻吟的哀怨和病态的八卦，那些被包装得品味异常独特干净的偶然琐碎的东西，而是能明白指出，当代文学的整体语境就是中国的当代历史，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个明显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作为第三世界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当代历史从来都不是自发自足的，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西方理念与话语定义，就像白话文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启蒙教化的产物，虽然古代也有白话小说，胡适等知识分子竭力将古典白话叙述成为现代白话的源头，但现代白话与古典白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现代启蒙价值观的整体化的能指，语言革命带来的是思想革命，而思想革命紧接着带来的是道路选择，在100多年的征服史与现代文明发展史交织的过程中，要谈论“中国”的问题离不开谈论“西方”，因此，中国的当代历史就不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而反过来成为了一种需要被重新定义的范畴，而当代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一任务。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的本体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语境中这个问题更是成为了重中之重，随着个人、自由、人性、语言、风格这些概念的回归，当代文学产生了双重意义上的美学自觉。一方面，是语言形式上的突破，形式创造再一次成为现代汉语文学的要义与风尚，并且文学与文化自身的规律得到极大的强调，而另一方面，创造力和想象力自由背后是再造的文化主体认同，虽然是从个体化出发，但必然造就民族国家在文化价值论上的再一次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从伤痕文学开始，朦胧诗、先锋小说，以及之后的新写实，私人化小说，到今天的网络文学等等都可以在这个脉络中去理解。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理解，一切皆可被历史化，即可被文本化，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空间，是继本体论之后对当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也是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文化研究的先声。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到了应该反思这种方法论的时刻，正因为它借重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互文性，最终导向后结构主义的价值消解论，今天在历史研究领域越来越流行、甚至有泛滥之势的新文化史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历史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广义性，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一切历史现象的梳理和解释都相对化了，可以说造成了去政治化的物化和虚无。站在新历史主义的尽头，我们还是回到了古典教化所坚持的道路，历史如果不是自然化的虚无的历史，那就依然是天道的必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