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鲜活的文学常理，重视审美的、经验的、历史的文学体验，这是文学经典重估的一条值得尝试的可能路径。正如弗吉尼亚·吴尔芙所说的那样，普通读者有一种“非理论的智慧”，这种“智慧”在文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理论源自批评性的自我反省，理论创新生发于我们对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任何接触过理论大师著述的人在被其理性逻辑之美吸引的同时，也会增强或激发自我的创造活力。因而，理论批评方法不可或缺，它能够引导我们全面地思考，引导我们说出学理性的话语，帮助我们建构交流的思维空间与合理的评述尺度。

　　但如果过度倚仗某些理论批评方法，就会渐渐失去我们自身对某些问题的评判能力。理论批评方法是我们认知与讨论“文学问题”的助力，但不能也无法代替“文学问题”本身。在文学经典重估中，应坚持问题优先的原则。问题产生的历史语境、学科交叉的整体思维视野、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流基础上的中国立场，则是我们坚守“问题优先”原则时的基本策略。因此，我们提倡从文学现象（文本）的历史（思想史）语境，而非从固定的批评模式（理论）着手开展工作，跳出“理论方法+文本批评”的解读框架。各种文学理论话语及其推导出的结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在使用它们时要保持足够的谨慎。

　　陈乐民曾批评某些舶来的西方理论是“简单复杂化”的“玄学”，是“形而上学机械论”，所以“不足取法”。理查德·罗蒂指出当代社会“以理论取代明智”的愿望十分强烈。“明智”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一种“完整的人”的德性，指一种“实践的智慧”。与柏拉图的理念论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认为“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求真的实践品质，也是理智的最高状态。“明智是实践。理论与实践两者都为必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经验。”在过度尊崇理论的知识体系里，“明智”很难有立足之地。20世纪以来独尊理论方法的倾向很盛行，各种理论与方法颇受文学研究者青睐。很多人都试图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达到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的目的，所以其诱人之处不言而喻。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恩·瓦特曾抱怨，他的学生一心企盼一劳永逸地掌握一把理论或方法的钥匙，凭它开启一切文学作品的奥秘。这种放弃积极的个人投入和深入的阅读体验的做法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