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种技巧还是专业？是艺术还是科学？从翻译产生的那一天起，这些问题就一直围绕着它。围绕翻译的争论很多也很广泛，其中包括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归化与异化等问题。

　　关于可译性这个问题的争论，一开始是从具有相同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西方语言开始的，如果说有人认为这些语言之间都有不可译的东西，那么要谈到把他们翻译成汉语或者日语，那就等同于痴人说梦。

　　如果Walter Benjamin在撰写《译者的任务》时懂得中文，他肯定能找到无数例子来佐证他不可译性的理论。因为浩瀚的中国文化中有太多东西无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应的单词，尤其在哲学和中医方面。这些门类里的词汇相当丰富、复杂，就算字典里面有这些词语的翻译，但有时这些翻译本身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当代文学作品的汉译，问题似乎没有这么严重。然而，对于很多中国文化里面才有的词语、概念，译者必须采用很多翻译手段来化解，比如释义、替代以及脚注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理论是建立“可译性区间”。也就是把可译性分成三个层面：对等翻译、对等阐释、文化阐释。第一个层面指的是中外语言里面都有的单词，这些单词具有相同的语义场。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对于某些单词、观念、概念，不同的译者使用不同的词法和句法手段，但是这些不同的语言手段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第三个层面指的是那些单词、观念、概念，不同的译者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来翻译。

　　关于到底是翻译语言还是翻译文化，这是围绕翻译产生的另一个争论。历史上，翻译始终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分支，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之一，随着翻译中的文化内容这个理论的出现，最近50年间，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文化翻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