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江淮平原，有一种临水而生的小草，名为节节草。如医圣李时珍所说“此草有节”，它节如竹，色如葱，茎如莲，母亲曾告诉我，人这一辈子就像节节草，一节一节才过到老。四月，正是节节草青绿如茵的时节，而母亲却再看不到节节草。

　　和不起眼的节节草一样，生在白马湖畔的母亲是个普通人，经历却多少有点传奇色彩。她曾祖父一代富甲一方，但家道起伏使她年少时也吃了不少苦：在草滩上放牛、在湖荡里放鸭、在田垄上挖野菜。农闲时上私塾，听先生讲一遍，她就能背下来，先生对其悟性很欣赏。母亲的最高学历，是宝应县卫校的助产班学员。学成后先到吕良镇卫生院工作，后来我们随父亲调动到邻镇居住，母亲就在镇所在的新街大队做了十五年赤脚医生。

　　记得母亲深夜出诊是常态，一家人经常在深更半夜被急促的敲门声和呼叫声惊醒。被称作“叶先生”的母亲则二话不说，背起药箱，第一时间奔入夜幕中。别看母亲平时面孔严肃，但我知道，她心地善良，即使雨大风狂，逢叫必出诊。风雨交加的夜晚，年幼的我总是为母亲深夜出诊担惊受怕。

　　夜诊往往是有孕妇临产。只要产前检查未发现胎位异常，村里的孕妇都选择在家中自然分娩。那时候没有先进的超声显像技术，判断胎位全凭医生的临床经验。母亲学助产出身，长期临床，经验丰富，技术熟练，故而艺高人胆大，常常果敢而明确地纠正城里医院对胎位异常的误判，不但减轻孕妇心理重压，也为经济拮据的家庭节省开支。但在她心里，孕产妇和婴儿的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对被其诊断为胎位异常的，她总是反复提醒孕妇及其家人早作安排，到县医院住院分娩。

　　新街大队几千口人，没经母亲接过生的家庭很少。邻村人也经常慕名而来，邀请古道热肠的母亲出诊接生。按当地习俗，产妇家往往事后送来报喜感谢的红蛋。吃着喜蛋，听着产妇家人对母亲的夸奖，我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象：母亲真伟大，母亲就是英雄！

　　亦民亦医的赤脚医生，肩负着医疗与防疫两副重担，母亲常常既要坐诊、出诊、巡诊，又要去搞流行病学调查。我的家乡是“大肚子”血吸虫病和“大腿肚子”血丝虫病的重点防治区。在一年一度的季节性普查中，母亲白天带队深入湖荡、滩涂查钉螺，晚上还要走庄串户，为每一位村民从耳部采集入睡后的血样，寻找血丝虫夜间活跃的蛛丝马迹。忙碌的母亲很少顾得上家，眼睛经常布满血丝，我心疼母亲，为她担心，但羞于言表，只能把对母亲的爱埋在稚嫩的心里。

　　在母亲外出期间，我把自己看成合作医疗门诊的“留守人员”。我小学暑假的一天，一位就医者候诊半日，母亲一直未归。看患者着急回家的样子，我就问，您什么病呀？他说得了疟疾。我说，这病见多啦，我会看！说着，我站上凳子，把放在药架最高层的一个大瓶子拿下来，抱在怀里拧开，数了几天量的奎宁药片给他，并嘱咐他第一顿加倍服用，他连连点头道谢地走了。没几日，那位患者巧遇巡诊的母亲，客气地对我母亲说，谢谢您了，我的病好了！母亲听后茫然，一问方知，是我这个八岁的“医生助手”擅自处置的。回家后，母亲耐心又严厉地对我说，帮助人是好事，但看病不是孩子能做的事，如果把药下错了、病人吃出问题，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医生是能让病人真正放心的人！母亲的告诫，让我此后再也没有做过那样鲁莽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