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被称为诗歌的朝代：游冶宴集需要诗歌来助兴，干谒漫游需要诗歌作先导，隐居苦读、入幕参军等皆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尚永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分55个章节，对唐人读书、隐逸、漫游、干谒、从军、科考、入幕、党争、贬谪、宴集、娱乐、婚恋等生活情状作了精彩描绘，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别样的唐人社会生活图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作者不追求面面俱到的分析，而是在线性叙述的同时，穿插一些对名家的介绍，突出他们的人生经历或诗歌特色。如在总体讲述文人入幕的情形后，着重介绍韩愈的幕府经历；集中分析唐人贬谪过程中遭受的种种磨难后，重点分析了逆境中的柳诗艺术。其他如孟浩然的隐逸、李白的漫游、岑参的西行均按照同样模式引申而出。这种点面结合的做法，可以使读者在观照整体的同时，对名家诗歌创作与其生活经历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吟诗是唐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唐人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非常紧密，比如日常生活和社交场合中最常见的酒，无论相逢、离别、得意抑或失意均不可少，与诗歌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李白斗酒诗百篇”，很多优秀的诗歌甚至由酒催生而出，以致该书作者感叹：唐代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酒酿造出来的。

　　诗歌是诗人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的必需品，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往往喜欢一较高下。白居易曾为诗作如何压倒元稹、李绅绞尽脑汁：“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刘禹锡的名作《西塞山怀古》据传也是他与白居易等四人的同题竞赛之作，结果刘禹锡诗先成，白居易为之搁笔，并云：“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不仅诗人会因外物激发或内在情感需要而进行诗歌创作，即便是本为宦官，不擅长写诗的高力士，见到巫州无人采摘的荠菜时也能吟出下面的诗句：“两京称斤买，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虽然这首诗是高力士被贬谪之下创作而成，但由此亦可见诗歌在唐人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唐代的普通民众也会对一些名诗进行吟咏，正如白居易所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甚至连窑工、学郎在烧制瓷器和学习经典间隙也时时进行诗歌创作，湖南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上的题诗、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学郎诗，均是这一社会风气的反映。

　　在唐代，无论上层文士还是普通民众，都对诗歌充满了热爱，很多人甚至不惜苦力为诗。白居易因为诗歌写得好且通俗易懂，以致不仅他的诗歌“往往在人口中”，荆州人葛青甚至在身上刺满白居易的诗歌，时人称之为“白舍人行诗图”。诗歌不但为白居易赢得了生前美名，死后还得到唐宣宗的赞赏：“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因诗歌写得好而成就美好姻缘的例子也数不胜数。这些都进一步促成了唐代诗歌创作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