嘈杂的客运站，我费力地爬上车顶，将手里的铺盖，塞进行李架的网兜里。再挤进班车内，过道里拥满了人，好不容易挤到最后一排，对号入座。票是三天前购的，虽然靠后，也算有了座位。与站票的人相比，幸福许多。售票员的喊叫挤变了形，费力地数着人头，也费力地数着钱。

　　汽车启动，车厢很抖，像打摆子，排气管重重地放了两声炮，终于颤颤巍巍驶离站台。这是从边城博乐通向首府乌鲁木齐的班车，一天一趟。车站是一排土房，脱落的墙皮上钉了几个木板站牌，常年曝晒，板现裂缝。远远望去，站名们咧开嘴，打着哈欠。

　　从怀里掏出录取通知书，又仔细看了一遍。没错，是我的名字，鲜红的印章盖在新疆司法警官学校的落款上。报到日期是1985年9月10日。知道自己十八岁的命运，就寄托在这张纸上了。当时的心情肯定不错，这使得九月的阳光与绚烂的心情，交相辉映。内心的欢愉让我暂时忘却了车辆的破旧和污秽。

　　拐上三一二国道，车轮换了一种叙述方式，颠簸成了主题。身体像随风扬起的麦粒，一锹一锹，抛起又落下。整车人大呼小叫，只有驾驶员处变不惊，不时回过头来发几句牢骚：别叫啦！这破路、这破车！只要不散架，能到乌鲁木齐就谢天谢地了！

　　阳光像烧红的烙铁，伸进车内。贴在窗户上遮光的报纸，毫无用处。闷热和汗臭“狼狈为奸”，覆盖了触觉和嗅觉。恣意汪洋的汗水，呈燎原之势，流过面颊，流过脖颈，流过后背。有孩子声嘶力竭地哭喊，有老人粗重地咳嗽。车子仿佛行进在战争片里，到处都是被炮弹炸出的坑，轮胎在坑洼的路面上跳跃和颤动。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十几个小时的行程，在反复做两件事：擦汗和为下一次擦汗做行动准备；颠簸和为下一次颠簸做心理准备。

　　早先涌出的那点美好，先是颠得支离破碎，而后熏得四散溃逃。

　　中暑和昏睡共同涵养着“奄奄一息”这个词，在忍耐力即将耗尽的时刻，车子终于拐进了一个停车场。长舒一口气，谢天谢地，终于到了。司机下车，用擦汗的毛巾不慌不忙拍打着裤脚，再挨个踹着车轮，大喊一嗓，今晚住这儿了，明早九点再出发。

　　翌日一早，司机拿着摇把发动车，转得满头大汗，车子毫无反应。又招呼几个乘车的青壮男子，轮番上阵。半个小时后，在劳动者大汗淋漓中，车子终于突突冒烟，艰难启动。发动机声音滞重而混杂，像哮喘的重症患者。怕再熄火，司机不敢轻易下车，不停按喇叭，尖锐的声响，把人们一个一个赶上车。售票员一声人齐了，驾驶员紧轰几脚油门，车子吱吱呀呀上路，又开始临摹昨天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