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80年了。

　　但是他对人的呼唤永远响彻在我们耳边，永远促使我们牢牢记住“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放弃“立人”！

　　鲁迅的真正价值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人”字上。

　　“立人”是鲁迅自己独立思想的核心，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阐释与发挥是新时期鲁迅研究最重要的收获。鲁迅的“立人”主张与严、梁有历史承续性：从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到梁启超的“新民”，直至鲁迅的“立人”，实质上都是侧重于从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这个视角得出的结论。而鲁迅在这方面的建树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意义，是思想螺旋形前进过程中一个新的顶端。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差异：严、梁是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出发思考促使民族的觉醒这一问题，对怎样促使这种社会群体从封建专制主义的重重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未作出明确具体的回答。这个杰出的答案是由鲁迅完成的：“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走个性解放的道路，像这样不断扩大和汇合，才能够使“国民”的社会群体真正完成觉醒的过程。所以鲁迅表述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因此，严、梁在进一步探讨如何“使民开化”和“新民”这些问题时，就没有像鲁迅那样作出精确和细致的答案，对于文学规律的理解与掌握也远远赶不上鲁迅。

　　鲁迅更为直接地师承章太炎，鲁迅“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与章太炎“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之间有着渊源关系，章太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开拓之功，而他还带上不少古奥的色彩，缺乏像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那种口号的鲜明的近代含义，展开的思想逻辑也不如鲁迅那样清晰明了，至于其立论的态度就更不如鲁迅那样坚定和昂扬了。因此，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张扬个性解放的主张，确实是从鲁迅开始才比较全面地提出来的。

　　鲁迅与同时代人相比，同样显示出了超越：胡适提出了提高国人思想能力的主张，但他的侧重点与鲁迅不同，他不像鲁迅那样强调“人”的整个精神领域的彻底解放，也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切地感到，在封建专制制度束缚底下的“人”，是完全处于“寂寞为政，天地闭矣”的惨酷状况之中，当务之急是必须冲破那样的桎梏和罗网。因而胡适也就缺乏鲁迅那种敏锐和深刻的体验，失去了开拓的气魄与革新的精神。陈独秀、李大钊对社会政治非常注重，但他们对精神独立和个性解放命题的探讨不如鲁迅那样专注、广泛和深沉。但鲁迅也有其局限性，放弃了对于“群之大觉”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将个性解放的追求转向人本主义途径，又陷入了抽象、空洞和渺茫的境地，不及陈、李切实。

　　放眼历史，明中叶以后从李贽直至黄宗曦的将近100年之间，要求精神解放和追求科学知识的文化现象，十分相近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其产生的物质和精神动因与文艺复兴也大致相似。对于明中叶以后精神解放的巨大思潮未予应有的注意，是鲁迅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疏忽。

　　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指出鲁迅的局限性，绝不是什么贬损鲁迅，恰恰相反，正是鲁迅研究走向成熟的科学境界的重要标志，是使鲁迅具有了更为稳固、科学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