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帕罗夫

　　怎样把外国诗译成汉语，历来有不同的主张。有人主张“直译”，有人主张“意译”，有人追求“形神兼备”，有人信守“以顿代步”，有人提出“形美、音美、意美”的三美论，有人倡导“兼顾诗行、顿数和字数”的三兼顾说。各种主张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诗歌翻译是一条坎坷曲折、荆棘丛生的道路，一代又一代的诗歌翻译家不畏艰难困苦，在探索中跋涉前行，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把优秀的外国诗歌介绍给国人，使中国的诗坛趋向丰富多彩。

　　著名诗人翻译家查良铮先生，针对“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对结构”的提法，写过《谈译诗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译诗不仅是精确地传达原诗的形象问题。它比译散文作品（如小说）多一道麻烦，就是还有形式的问题，这包括诗的韵脚、每行的字数或拍数、旋律、节奏和音乐性等等。老实说，对于译诗者，结合内容与诗的形式一并译出，这其中的困难，远远比传达朴素的形象或孤立的词句的困难大得多。……考察一首译诗，首先要看它把原作的形象或实质是否鲜明地传达了出来；其次要看它被安排在什么形式中。这两部分，说起来是分立的，实则在实践中就是一件事，即怎样结合诗的形式而译出它的内容。”（《穆旦诗全集》）

　　透过查良铮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译诗存在两个层面，或者说两个阶段，即从逐词逐句的传达内容，到考虑节拍、韵律等形式因素的诗化过程，前者侧重词语的翻译传达，后者重在节奏与乐感的把握，译者始终处在一种反复斟酌、选择取舍的两难境地。在查先生看来，这两个层面既是分立的，又是统一的，是由诗歌翻译家一个人完成的。

　　那么，这两个层面、两个步骤，是否存在两者分离的状况呢？在我国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在俄罗斯，确实存在两个人分阶段合作译诗的情况，即由懂汉语的学者逐词逐句先译成初稿，再由不懂汉语的诗人加工润色，进行诗化处理。像汉学家费德林与诗人阿赫玛托娃合作翻译屈原的《离骚》，汉学家蒙泽勒与诗人吉托维奇合作翻译《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都是这方面有名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