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典，永远不会有所遗漏。如果文人在这个时代里缺位，那么就会有更“草根”的作品来填补空白。汉乐府民歌的出现正是这种机制很好的注脚。近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训佐做客“文学生活馆”，以《浅说汉乐府民歌》为题进行了一场深入浅出的讲座。　记者　窦昊　实习生　齐敏　于真

　　俗与雅的互补　　

　　“以民间文化为代表的俗文化，与以庙堂文化为代表的雅文化，在诸多文化类型中都是并存的。”演讲一开始，郑训佐便开门见山地说。以书法为例，郑训佐表示，长久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一直是书法的主流，而以碑刻为代表的碑学则带有“俗”的烙印，“这种俗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价值上的褒贬”。主流的帖学人才辈出，但是到了清中叶以后却积重难返，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为了拯救帖学，有人尝试用碑学的新鲜血液注入已经僵化的帖学。汉乐府民歌在两汉时，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郑训佐说。

　　从发展脉络上来看，汉乐府民歌的源头是《诗经》，而这个源头本身就是雅与俗的共同体。汉武帝时，建立于秦朝而一度被废弃的乐府机构重新设立，大量的民间歌谣被采集记录下来，成为了汉乐府民歌。在郑训佐看来，民间诗歌虽然富有朝气、单纯质朴，但往往粗糙且流于低俗。“虽然我们知道‘刘三姐’，但若深入广西的民间，那里真正流行的民间诗歌格调往往不高，无法向青少年普及。”郑训佐说，“而像汉乐府民歌的诗文被传承下来，被系统地接受，与文人的加工整理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像司马相如、李延年这样的文人的确参与了乐府民歌的文字整理工作。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两汉时期文人更加擅长的文体是汉大赋，《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二京赋》　最为耳熟能详，但是文人诗却乏善可陈，汉乐府民歌的出现，避免了《诗经》出现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脉络的中断。同时，由于汉大赋为文人歌颂而作，存在“润色鸿业”这样的为政权服务的动机，缺乏批判精神，而出自于民间的乐府民歌则多是对现实的批判与无奈。“纵观汉乐府民歌的内容，里面包含了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中后期的社会史、民众心灵史等诸多方面信息，也体现了底层百姓生存的负面状况。这样说来，曹操、杜甫的‘诗史’称号同样适用于汉乐府民歌。”郑训佐说。

　　由于文人参与加工整理，原本粗糙的民歌变得能够进入庙堂，并被大量地认同，于是就出现了由俗变雅的过程。“当俗的东西被大量认同之后，它很有可能就变成了雅。反之亦然。比如这几年特别火的张爱玲，实际上她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当大量的人群开始追捧她时，她迅速就被世俗化了，原本雅的东西就被消解了。以至于近两年学者对她的研究也不多了，可能就是因为‘她太俗了’。”郑训佐说。

　　改变的勇气　　

　　作为与《诗经》具有紧密的承接关系，汉乐府民歌却与《诗经》有很大的不同。郑训佐说：“前者的内容多注重直接表达情志，而汉乐府民歌则多采用叙事方式记录。”追根溯源，是因为文学发展到汉朝以后，以史传文学为代表的叙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系统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也已经出现，像《孔雀东南飞》　这样的汉乐府民歌，更像是用诗写成的小说。其中不仅涉及人物众多，而且各有特色，稍作演绎就能写成一个剧本，拍成剧目演出。

　　汉乐府民歌继续发展，到了汉末的“三曹”和建安七子时又出现了变化。“曹操登高必赋，而他赋的诗都可以配乐演唱，现在看来都是属于乐府诗歌的。”而曹操虽然使用的是乐府的文体，但因为他的造诣，往往写出来的乐府是“旧瓶装新酒”，他的儿子曹植则改变了乐府诗歌的叙事传统，又螺旋式地回归了《诗经》所代表的表达情志的内容。“一种写作规范、文体特征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如果违背了，就无法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对话，不会获得认可。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那些细微的变化，在历史上都是由最厉害的人完成的。”郑训佐说。

　　举例来讲，郑训佐表示，如今很多人都喜欢作旧体诗。钻研深的，甚至平仄都按古音来，严格遵守唐宋以来的用韵规范。“我们已经与古典时代告别了那么久，为什么非要按照那一套古老的东西而不是用现在的普通话来押韵？”郑训佐说，“有人这样呼吁过，但是很快就被群起攻之而偃旗息鼓。”

　　如此看来，汉乐府民歌在三曹手里的改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父子不仅文学造诣深厚而且手里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

　　●主办：山东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

　　●协办：山东商报《人文壹周》

　　本周五，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剑锋将做题为《陶渊明——有你的地方就有桃花源》的免费公益讲座。报名方式：请加微信公众号：sduread 　讲座时间：11月13日（周五）19:30-21:00 　地点：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