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香港话剧团带来了《最后作孽》。两个小时的演出中，几乎密不透风、不曾停歇的对白，让该剧成为名副其实的“话”剧。这两个小时也是戏剧事件的时间，即戏剧时间和现实时间是同步的。于是，观众们和角色共同经历了一次家庭矛盾的集中爆发，并得以见证这次争吵所浓缩的家庭史，窥见人性的善变与复杂。

　　故事发生地是客厅。储酒柜、原木色楼梯、白色台面，简洁的同时自带浮夸，几何状交织的线条有如人物关系的盘根错节。可以说，舞美设计本身就突出了人物生活环境的特质：物质充裕，同时空洞得令人感到冰冷。

　　首先登场的是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薛公子和他的家庭女教师。薛公子的校服衬衫和长裤或许可以消弭阶层差异，但脚上的品牌休闲鞋多少暴露了人物的特点之一：属时尚敏感人群。薛公子动辄用钱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更直指人物处境的本质：除了钱，一无所有。正是在薛公子和家庭女教师的对话中，我们初次触碰到这个人物内心的荒凉——父母是负责给他钱的，“朋友”是他用钱买来陪伴声色犬马的，同学是用钱买来替他演算数学题的。面对这一现实，薛公子是玩世不恭的也是全身心受降的，因其终究无力改变。

　　全剧的后三分之二，是薛先生和薛太太之间的离婚谈判。这个家平时只有薛公子和菲佣，拜薛太太的“线人”所赐，此次夫妻二人难得在家中遇到。从厌恶得不愿相见，到巧言令色地曲意逢迎，薛先生对薛太太的态度转变，主要是因为不想被对方分去一半家产。“挽救”二人谈判于崩塌边缘的，是薛公子。薛公子对父母“只生不养，只养不爱”的控诉、薛公子吸毒并迷奸家庭女教师的事实，让夫妻二人决定必须留下一个人在家“看守”儿子。而最终将整个家庭推向深渊的，也是薛公子：面对训斥，十六岁的少年扳动手枪，在枪杀了父母之后，穿上帽衫，拿上毒品，走出家门。

　　为人物找到色彩不一的语言，将语言形象化，并且完全以人物的对白推动戏剧向前发展、完全依靠对白交待清楚人物的“前世今生”，这对编剧、对演员都是一个挑战。影视演员余安安饰演薛太太，其表演有夸张的地方，整体完成度较高，饰演薛先生的高翰文是香港话剧团的老演员，举重若轻，对戏剧节奏把握得好，年轻演员凌文龙把薛公子塑造得令人信服，但在处理大段独白时，语句的气口没有把握好。在有限的戏剧时空中，编剧郑国伟不仅讲述了一个具有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的人间故事，而且编织出一个复杂的不能以“非黑即白”来评判的情感世界，从而让看过此戏的人思考：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家庭毁灭？——金钱？

　　表面上看是因为金钱。薛先生和薛太太最初住的房间不如现在的一个卫生间大，堆满了编织袋，他们一起奋斗，最终脱离原来的阶层，成为大富之家。这之后，家庭中每一个人都习惯用金钱解决一切问题，薛公子成为城市中的“留守儿童”，薛先生公开地另立别室，薛太太似乎也背叛了婚姻。作为观众，心有疑问的是：我们真的了解有钱人的精神迷城吗？剧中对此表现得是否简单化了？此外，我们真的有道德优势可以对其加以评判吗？

　　有意味的是，《最后作孽》并没有把板子打到“钱”的身上。剧中的薛先生和薛太太如果没有从家徒四壁到坐拥万贯家财，而是从升斗小民到手握权柄的特权人士，依然难脱家庭离散和个人覆灭的未来。财权决定的是生活处境，考验的则是心性或者说是人性。剧中的女大学生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是非观，但几番言语的试探往来之后，依然暧昧地接受了薛家母子的钱财。可以说，剧中每一个人都有其合理性和行为逻辑的必然性，每一个人都有多面向的自我。这就把观众思考的重心引向了剧情背后的深处：人性的难以名状和难以穷尽。戏剧，正是要选取最富有戏剧性的冲突，以照见此时此地人的内心样貌，推动人们对生活真相的挖掘和理解，丰富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

　　在不可预知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薛先生、薛太太。《最后作孽》，作孽者不是金钱。《最后作孽》，它指向的也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