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列生

　　就“中国文化建设”的命题形态而言，每一种理论涉身姿态或者所议的知识运作方式，都有其问题导向所“场域牵引”的特有通道及其合法性讨论的前置条件，否则就是失去学理秩序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闲谈之欢”抑或“趋利之诡”而已。真知灼见姑且存而不论，困扰命题进展的热闹场面、时髦命名或者江湖交往，其所能梳理排序的困境义项，单是知识逻辑和学术规范，就不知能开列出究竟多长的归谬清单。从这个角度而言，解困又显得大道荡荡，即涉身者只要返璞归真就能使自己回到真实面对命题阐释的科学知识道路上来，使命担当之下而有严谨深入的知识叙事而无语词狂欢间逞一时虚荣。

　　这个看法，在读了傅才武教授越九年而见诸出版物的《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之后，其信愈加坚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目睹公开出版物之前，差不多提前两年就陆陆续续读到了作者一直在打磨中的未定稿，而且知道这个题目是九年前在冯天瑜指导下早已拟定的博士后专题学术研究报告知识框架，凡九年而在这一相对稳定的知识框架中进行有效内容填充。作为文化制度史研究的历史学学科选题，这种填充，既要严格遵循历史学学科知识范式材料捕获的“从中梳理出文献，且还不能对其添加原本没有的东西”，以及真相揭蔽的“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又要凝视聚焦于文化场域、文化制度建构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那些云谲波诡的“既表现为管理的目标，又表现为管理的工具”。而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九年中，我既有幸看到了填充的作者、填充的过程和填充结果的文本，也在渐进着的“有幸”中能够对作者和作品进行“知识身份”定位，那就是一位严谨的现代文化制度史专家正在从事一项严谨的现代文化制度发生史课题研究，由此而有可能基于知识身份定位而作进一步的成果价值测值。

　　进一步则在于，由于作者在持之以恒的学术身份自律中寒暑易节而不渝，所以就能在框架建构和知识填充中以学术操守为本，以学术担当为志，以学术规范为约，进而也就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或许具有补缺意味的研究文本，是一个命题清晰的文本，是一个问题尖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谱系较为完整的边际知识地图文本。就三个文本价值维度而言，又以第三个维度最为令人信服。文本的知识谱系建构不仅开创有功，而且知识地图参照价值不可低估，即使后续知识填充者能有更精妙抑或更恰如其分的谱系完形，也依然无法构成对创建文本的谱系行为有怀疑甚至颠覆的理由，这其实也是学术规律客观性的支撑所在。

　　譬如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及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两大体制范畴的现代发生史研究过程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与甄别，既线性还原也弹性附议地将中国现代文化制度史的事态表层关联与真相内在逻辑，编制成了一张参照物突出、路径主次编序、事态演绎前后相因、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时空分置的标识化知识地图。这种知识作业方式，很容易让我想起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重在“考镜深流”“沿波讨源”与“源流因袭”。毫无疑问，作者在知识地图编制过程中具有谱系意识，这一方面与所拟命题与所议对象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作者现代史知识背景与学术身份有关，否则作者就不会这样做，因为谱系学知识范式不仅操作过程中非常吃力，而且吃力之后往往很难有知识场域欢声四起的“出场感”“大腕范”“实惠处”以及其他说不清的学术利益诉求。九年用力之恒、用功之勤、用心之诚的傅才武，成就了学术文本的《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反之，学术文本的《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也彰显了傅才武教授作为职业学者的学术责任担当的用力之恒、用功之勤以及用心之诚。尽管我并不认为这个文本是一个命题逻辑与问题阐释全都无懈可击的文本，尽管作为学术好友的才武在我的眼里并非总是作“用力之恒”“用功之勤”，以及“用心之诚”的坚守，但我对他本人这部文本，毫不犹豫地愿作这样的肯定判断。

　　我殷切期待才武有更多这样的坚守，我始终坚信更多这样的才武和更多这样的坚守者，会合力生成风清气正且富有建设性的“中国学术界”而坚决告别利益共同体的“中国学术江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科学繁荣的梦想，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研究场域取得真实知识成果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