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廷黻回首前尘，说了一句话：“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概括点说，清华给了他做学问的充分条件，即“足够的资料和时间”，还有许多良师益友。

　　具体些说，作为中国近代史大家，他有条件就近接触大量一手史料——“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最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真正的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有收发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满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

　　在清华享受到这种治学便利的蒋廷黻，对清华史料收藏亦有反哺之功。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屡次发生革命、政变，导致一些政府机构档案材料多被弃置，很多档案先被当作废纸卖，后出现在旧书店、旧书摊。蒋廷黻说：“我为清华成吨购买。”

　　这种经历，使他成了琉璃厂旧书店的常客。去得多了，经营旧书的老板自然待他为上宾，还时常到清华上门售书，后来演变成定期送书。蒋廷黻回忆当时细节说：“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

　　得益于琉璃厂旧书商的供给，蒋廷黻感叹说：任何一位学者，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他还说起和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一起买书的趣事。

　　一次，蒋廷黻和袁同礼一同访问一个大量收藏并兼营旧书的人，在其储书间共度一个小时。蒋、袁各自检视心中的目标书，蒋廷黻用“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来形容现场气氛。但在表面上还是要交流对旧书的了解和兴趣。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的书特别有兴趣？蒋指点其中两本小册子坦诚相告。一本是《文祥年谱》（谱主是中国清代外交名臣），一本是关于鸦片买卖的书籍。清代外交是蒋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自然留意这类书籍。而袁因负馆藏之责，也须努力搜求各领域专门史料。于是出现有趣一幕。蒋廷黻说：“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后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

　　蒋廷黻另一憾事，有关郭嵩焘日记。郭是中国第一个驻英公使，具备现代外交理念，蒋一直“希望弄到他的日记”。一日，蒋的哥哥在信中说，他知道一个湘潭杂货商是郭嵩焘孙子，存有祖父日记，愿以千元出售。蒋闻之大喜过望。不料郭家后人对遗产处理意见纷纭，致蒋未能得手。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9月第1版）

（原标题：蒋廷黻在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