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特别有意思的动物，基本上小时候每个都是“十万个为什么”，频繁发问，甚至同一个问题你回答完了，他还能再重复问好几遍，直到家长词穷甚至烦躁。越长大问题越少，不是懂得越来越多了，而是发现世界平淡无奇。就像我在路上碰见一个孩子问妈妈：“樱桃树是开花以后才结樱桃吗？它的叶子为什么跟桃树不一样？”妈妈一边刷手机一边说：“看脚底下，看什么树！”这样的回答就是个暗示，发问很无聊。

　　问题即便不被回答，还是存在。我们的先祖们大概因为忙于在农耕文明的土壤里耕耘，留给后人们寻找花花草草答案的书并不是太多。反倒是西方，在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供养了一批“闲人”，让他们花费自己的毕生精力钻研花鸟鱼虫，化石土壤星空，探究背后的自然规律，这些人成为最早的博物学家。19世纪末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大学教育中学科的细分，传统中包罗万象的博物学，被分解成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药物学等不同的学科，由此进入衰落期。

　　博物类书籍逐渐多了起来，是近一段时间的事。商务印书馆“博物之旅”丛书中，《发现最美的鸟》和《发现最美的昆虫》汇集了西方博物学多部鸟类学、昆虫学著作，还原了二三百年来鸟类观察者的真实生活；未读“探索家”书系，《博物之美》、《与废墟为伴》、《灭绝与演化》、《鸟有膝盖吗》，从博物学家自己的传记到考古工作者日常生活，再到物种在地球上的来去，时间轴直接从上百年推向上亿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博物文库”丛书，主打西方古典手绘图谱，收录了《布洛赫手绘鱼类图谱》、《休伊森手绘蝶类图谱》、《雷杜德手绘花卉图谱》等。

　　很多出版社在这个小众领域回答了所有我们在年幼时期没有问完的“为什么”。博物学看上去似乎“无用”，可这种“无用”恰是魅力，它吸引我们走进自然深处，那里是生命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们愿意去买那些制作精良，又重又厚还又贵的好看的书。

　　手机里也有很多APP，尤其是辨识植物的，拍个照片马上出结果，因为方便，所以基本处于转手发朋友圈的作用，能留在脑子里多少知识含量，估计也就是这个APP“好用”还是“不好用”。而阅读，才是能让我们坐下来学习的仪式感，慢下来，让自己看见，有助于记忆，就像商务印书馆出的《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叫你必须用翻阅直接对抗APP的拍摄。

　　博物学类书籍之所以一时间能在小众阅读领域荡起双桨，是因为我们从中能发现很多自然的奥秘。比如树在我们的生活里司空见惯，你觉得树有精神生活吗？种在马路边儿的树跟种在小区里的树心情一样吗？树分性别吗？这些好像都是“闲得非常难受”的人才能问出来的问题，但就是有老外一头扎进大森林，用尽各种设备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闲得难受才问出来的”那些问题。科学家告诉我们：树木之间从来没停止过沟通，它们不仅满怀爱意地养育着后代，同时也无私地照料着年老体弱或病痛缠身的邻居伙伴，树木具有感知能力，也拥有情感和记忆力。

　　不要以为植物成精，它们没成精之前就具备这些能力。博物学家说的！

　　德国的林务员彼得·渥雷本，他把一生的时间都耗在森林里，他眼里的动植物简直就跟动画片似的，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该恋爱的时候恋爱，而且他用科学态度向你保证，一切都是真的。自从看完他的书，在小区里看见有人揪树叶子，我的心都能跟着疼。

　　他说，四十年前，在非洲大陆的莽原上有人提出一项研究课题。在那里，非洲金合欢树是长颈鹿的珍馐，为了摆脱这种草食性的庞然大物，金合欢树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在叶子里散布毒素。然而，熟知这种把戏的长颈鹿便会转移到其他树木那里。是旁边的树吗？不，它们会避开邻近的树木，然后在大约一百米开外的金合欢树那里重新开始大快朵颐。

　　长颈鹿这么做的理由令人目瞪口呆：因为被啃食的金合欢树会施放一种警示气体（在这里是乙烯），向邻近的同伴传递不速之客来袭的信息。所有得到警讯的树木会立即分泌毒素来回应。长颈鹿因为知道金合欢树的这个把戏，所以会走远一些，以寻找那些尚未知情的树木。又或者它们会逆风而行，因为气味信息是顺着风向其他树木传送的，如果逆着风走，在邻近处就能找到对它们的出现毫无警觉的金合欢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