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巫术之书？地理学之书？还是志怪小说？对其加以目录学归类，历来就够乱的。但打开该书，扑面而来千奇百怪的直觉，却是很多人都有同感的。以致到今天，百姓日常话语中， “山海经”仍是 “奇闻异事”的代名词。

　　在古代，阅读这种 “奇闻异事”究竟有什么意义，则是 《山海经》流传过程中，各种相关序跋的讨论话题。其结论概括来说，就是阅读 《山海经》有助于提高君子修养。

　　阅读 《山海经》的真正意义，在于能让人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许多闻所未闻的怪异之物

　　据现有记录， 《山海经》最早整理者刘歆，在 《上<山海经>奏》中，把阅读 《山海经》的基本价值定位在了解 “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的风物上。他还通过举当时博学大儒东方朔和刘向为例，说明他们因为熟悉 《山海经》，很好解决了进献的“异鸟”喂养问题，也解释了人们对地下罕见文物的疑问，从而提出 “博物之君子”的修养命题。

　　晋代郭璞的 《山海经注》，开启了后世笺注 《山海经》的传统，为世人接近、理解 《山海经》，架设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但他为 《山海经注》写的一篇 “序”，主要不是在阐发他注释的体例和价值，而是讨论如何看待 《山海经》 “怪异”的问题。在这篇 “序”开头，他就把这一 “怪异”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

　　世之览 《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

　　那他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呢？

　　在他看来，物品本身无所谓 “怪异”和 “不怪异”。 “怪异”或 “不怪异”的判断，其实都是由人自身的意识决定的。用郭璞的话来说，就是 “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但是在这里，他把判断 “异”的标准从客观世界移到主观内部，不是为了强调 “物”是相对的，而 “我”反倒是绝对的，其实，郭璞的真正用意，是要把 “我”的绝对性也一并取消。因为，当郭璞在解释人何以会得出 “异”或者 “不异”的主观判断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理由，就是人都必然受生活习惯所制约，是人自身见闻的局限才导致对事物 “奇异”性的判断。用他的话说，是 “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所蔽”。

　　这样，世人阅读 《山海经》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变成具有博物学修养的君子，而是当我们打开 《山海经》的同时，也把一个陌生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打开在我们面前，由此对照出自己知识的欠缺和见闻的孤陋，也才有可能让人们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许多不可理解的、闻所未闻的怪异之物。这样，郭璞在他的 “序”中，特意把刘歆的奏书中提到的 “博物”修养前冠以 “达观”一词，构成 “达观博物”的特定组合，成为赋予君子修养的又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