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大名，我自幼便听父亲衍文先生屡屡提起。在我的小学时代，父亲就给我读《围城》《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在中学时代，又指导我读《谈艺录》，说这些都是不朽的巨著，不可不读。记得父亲还把《围城》推荐给他的朋友们，有人读了认为此书好是好，不足之处在于缺少正面人物，父亲听了大不以为然，就以果戈理的《死魂灵》也没有正面人物，却不失为伟大作品为之辩解。20余年后，在父亲与我合著的《文学的艺术》中，我们对《围城》与《谈艺录》作了不遗余力的推崇，其时，“《围城》热”和“钱学热”还远远没有兴起。

　　钱先生寄文助我张目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进而思与之通问，继之以拜访，这是读者崇拜作者时常见的心理，但我却丝毫未动过与钱公通信或结识的念头，这倒不是由于自己为人狷介，而是因为钱公才学之大有如天人，对并世名流尚鲜许可，何况天分学力皆大有欠缺的我呢？缘此自惭形秽，我仅以做一个远方的无名读者为满足。

　　但万万想不到，我登在《文史知识》1982年第一期上的一则短短的读书札记竟然引起了钱公的注意，得到了他的称许。这篇札记题为《“折断”新解》，是我应《文史知识》编者之约写的，为唐代诗人李贺《致酒行》中的一个词汇作了别解。当人们告诉我此事时，我还以为是以讹传讹呢。因为这篇短文未发表前，我曾给一位名教授看过，教授断言此文不必作；发表后我又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指责我在“胡说八道”。我的自信心早已被摧毁殆尽了，做梦也没想到能获得权威学者的肯定。可是，当1983年第二期的《文史知识》放到我的眼前时，我果真读到了钱公《说李贺〈致酒行〉“折断门前柳”》一文的“来稿附言”。钱公在“附言”中说：“刘永翔同志的《“折断”新解》精细准确，更使我感觉兴趣。我因中华书局要求，正改订旧作《谈艺录》，在新添的论释李贺诗的几节里，恰好有一段可为刘文帮腔助兴，特此钞送。”

　　先生不但肯定了我的见解，还寄文助我张目。我读了不由得激动万分。真正想不到人言目无余子的钱公居然对无名之辈如此宽容、如此奖饰，且还别具只眼，对一篇被人视作毫无价值的文章青眼有加，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于是我鼓起勇气，冒昧地给钱公写了一封信，以表景仰和感激之情，并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信是用骈文写的。由于心情激动，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情感。信末云：“翔自解庭趋，即承家训。读养新之录，已为私淑之门生；作稽古之编，自必折中于夫子。今也何期大笔，谬及微名。快胜鸾骖，欢形雀跃。拜华夏无双之士，可免先容；占乾元第二之爻，尚期后验。”《乾卦》九二的爻辞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我用此典表达了想一见他老人家的愿望。

　　信刚一发出，心中却惴惴不安了：钱公笔扫千军，目空万古，对古人名作尚且掎摭诋诃，我这篇邯郸学步之文岂能入其法眼，倒还不如用大白话足以藏拙呢！思之不免后悔，但已嗟莫及了。

　　想不到数天后就收到了钱公的复信。文字庄谐杂出，令人解颐。其中对我文字的评价使我松了一口气，对我的勉励更使我既感且愧。信中说：

　　忽奉损书，发函惊叹：樊南四六，不图复睹。属对之工，隶事之切，耆宿犹当敛手，何况君之侪辈！虽然，古货难卖，高曲寡和，操此术将安归乎？前偶见尊作小文，即知为文豹之斑、威凤之羽，窃自喜老眼无花也。

　　对于我信中所表达的倾慕之忱，他说：

　　来书奖饰溢量，读之愧悚。弟尝戏云“拜倒”有二义：向之拜倒，一也；拜之使倒，如《翻译名义集·众善行法篇》“槃那寐”条所记礼一拜后，道像生受不起，倒于地下，二也。一笑。

　　信中还对我提及的八股文起源问题作了解答。

　　父亲得知此事不禁欣慰之极，毕竟我受到了他最崇拜的大学问家的称许，兴奋之余，曾赋诗以记其事，末云：“誉儿莫笑王家癖，曾入梁溪巨眼来！”引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至于我，则自从辞章和治学之道蒙钱公齿及后，对自己从事文史研究的能力和方法有了自信，决心沿着既定的征途驽马十驾地走下去，不复为悠悠之口所动了。

　　回过头来一想，自父亲教我读钱著直至最终受知于钱公，这过程真像是一篇起伏照应的文字。如果用明清评点家的话来说，那便是“其中有草蛇灰线存焉”。而对于我这个像方鸿渐般被动型的人来说，这篇文字并非出于人工的刻意安排，而似乎是冥冥之中一枝大笔信手写成的，这也许只能归因于佛家所说的某种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