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八旬，回首往事，只觉得一生就干了三个字：读、走、写。如果把这三个字的内在联系讲清楚，我尝试列了个公式：读+走→写。

　　读

　　我是书痴，酷爱读书。早上起来抱着书，睡觉之前啃着书。有时睡下去了，忽然想起哪句话不清楚，会爬起来再去翻书。在家里有时边吃边看书。如果一个人出门，我会手不释卷，在车上、飞机上看书。1960年冬天下农村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不宜在农民家里读外语，我跑到几个坟墓中间避开寒风，哇啦哇啦念洋文。在月薪60元时，我从筷子底下省出100元买了一套尚未出齐的《列宁全集》。我是笨鸟先飞。我家门口有康有为与他妻子合植的几棵广玉兰大树，天一亮树上的鸟儿就“喳喳”争鸣，这时我早已起来看书了。鸟儿是天一暗就回到树上叫几声，便开始睡觉，可我的夜读才刚刚开始。我深感自己比雀儿累。于是我有本散文集书名便取《人比雀儿累》。

　　为了读书，我到处借书。

　　我是为文人曹聚仁翻案的第一人。1977年初我借调在《红旗》杂志写文章。他们图书多，我看到些曹聚仁在港澳出版的书，坚信他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什么“反动文人”，便写了篇小文章。哪知被一位跟曹有过节的老先生告了上去，竟然说我是因为与曹聚仁的夫人邓珂云是亲戚才为曹说话的。我不服，想再写。再写还得看更多的书，这时我已回到上海，不能进《红旗》杂志社图书馆了。我打听到邓珂云的地址，便去她家借书。邓珂云很大方，她书架上的书随便我借。这样，我读完了曹聚仁一生的几十本著作，包括一部只印两本的八斤重的大书，以及其它有关的书籍，又写了篇长文讲曹的历史作用。

　　还有一年，我与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一起翻译马王堆出土的竹简，要查阅上海图书馆的孤本、善本，可是这些书是不能出馆的。他作为馆长更不能带头违规。无奈之下，我借住上图靠近黄陂路的那排房子中的一间狭而长的房间，夜以继日地看书，抄书，没有违反孤本不外借的规矩。

　　我读书很杂，社会学本行的书要读：中国的严复、晏阳初、陈翰笙、费孝通、林耀华、胡绳的书，西方的孔德、亨廷顿 、帕雷托、帕森斯、滕尼斯、吉登斯、哈贝马斯、齐美尔、韦伯的书；专业外的书，我也爱读。我欣赏“T形人才”。“T形人才”纵横驰骋，能够奔放得起来。谁都知道，毛泽东不是自然科学家，可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专题国际会议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格拉肖却提议把夸克之类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因为毛泽东用“一日之棰，日取其半，万事不竭”的无限可分说，打开粒子物理学的思路。文理相通，专业外的书看似无关又有关。

　　我不是党史专家，但我读很多党史、军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成为领袖、导师、楷模的书我反复读。后来成为国务院参事、出席过一大的包惠僧生前没出过书，但是他用 “栖梧老人”等笔名写过很多文章。我从他大女儿包正教授那里借来阅读，深知他很有见地。我们热爱共产党，要跟共产党走，就要了解共产党。读得书多了，“一分为二”就出来了。对伟人崇敬而不迷信，对有错有罪的人批判而不侮辱其人格。

　　读书是沙里淘金。书中只要有百分之一正确的成份和合理的元素都要吸取。有的要去其外壳取其内核，有的要去其内核取其外壳。可是书本知识毕竟是间接知识，还要有直接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间接知识，才能跳出间接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