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杜甫研究获得长足进展，体现在文本理解上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事，一是意。

　　杜甫集校注》是我在《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之后，完成的又一部唐代重要文集的校注，篇幅有上百万字。在开始这项工作时，我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当代学术成果、适合当代阅读需要的新注本。我自己初读杜诗，和众多学人一样，也是读的清代仇兆鳌注本。也有老师推荐杨伦的《杜诗镜铨》。读仇注十分有助于打下良好的基础。但说实话，读得也很辛苦。有些地方没有读懂，有些地方过于烦絮，也有些地方受其误导而留下成见。树大招风，仇注本身曾引来不少批评，也需要后人总结。但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以来，唐史、唐语言各方面的研究，唐诗包括杜诗本身的研究，都有了长足进展。旧说有很多已经过时，如果仍以仇注或杨注为读本，明显不能满足需要。杜诗因其经典地位，有长久阅读的需要，也有多层次拓深、多方位阐释的可能。清人留下的重要注本不下七八种，当代学术有更好的条件、更充足的人力，显然不应满足于只有一些选注本、简注本，或一两种集注汇评本。

　　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我为新注本设定的受众是大学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当然也包括其他文学爱好者。这个注本区别于常见的普及性、大众性读本，对读者有一定的专业要求，假定读者已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有备而来，并有深造的明确目的。尽管如此，它也不同于那些仅供专家学者参考的论著、用于稽引考索的资料性著作，或纯粹以继往续绝为务的文献整理工作。它所面对的，可能是初次完整阅读一位诗人和如此大量作品的初学者，因此应具备某种导引的功能，要提供比较准确全面的历史、文化知识，最好也能引人入胜，帮助读者升堂入室，正确、顺利地进入经典的圣殿。

　　为达到这一目标，在具体工作中，依照先后顺序，又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提供一个可靠的阅读文本。校注工作以校勘为先，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阅读文本。这个可靠，当然是指与出于作者之手的原始文本最为接近，尽可能排除衍生的各种讹误，不使读者的阅读印象留有残损偏差，乃至导致误读误会。但其中还有一个如何处理大量异文的问题。旧时校勘家喜欢过录各种不同版本的异文，这样一本在手，就等于拥有众本。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推广到印本和新整理本，在处理方法上是有所不同的。像上世纪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就不采用广列异文的方式，只对可能导致歧解的异文作必要说明。如果只是为追求“学术性”而罗列不同版本的异文，对不同来源异文的性质也不做辨析，则既不便于读者使用，也达不到学术目的，读者大都会忽略。

　　杜集虽传本不胜其数，但版本源流简单清楚，均出于北宋二王本。从方便阅读，同时也从学术性要求出发，我在为该书确定校勘体例时是有所控制的。在以最接近二王本的《续古逸丛书》本作为底本的同时，只选择几种主要的宋本作为参校本，另外参校《文苑英华》所收杜甫诗文。除此之外，只对一些后出然而流行的歧异文本进行适当辨析。主要用意是要将杜集早期异文与后来衍生的异文明确区分开来。对那些看似有理据而出于后人臆断的校改，尤其要留心，不能盲从。例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仇注考证杜甫自开元二十三年赴京兆贡举，至天宝六载到京，计十三载，作三十载者断误。近人大多从仇注改作“十三载”。然而，“三十”只是表示成年的一个常数。诗例不胜枚举，如“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陶渊明），“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李白），均不能凿实求解（陶诗也有人改为“三二载”，谓二三得六即六载。实不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放歌颇愁绝。”仇注引“愁破崖寺古”等句，改为“破愁绝”。但却不知“愁绝”即愁甚，是一种习惯表达，其上不可再加动词变成动宾式；而这种动词（或形容词）加补充成分，其前再用副词修饰，却是杜诗的一种句法。类似句式还有“何太龙钟极”。

　　杜集文本中还有一个编年问题。自宋代就出现的编年本，已成为杜集版本中的主流。但各家编年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定本。另外，编年本相对于原本来说，是一种改编本。如果声称以二王本为底本，但又改变原有编次，自然名不符实，也必然导致版本信息的丢失。新注本因此维持底本分体编年的原貌不变，而另外参取各家意见，附上编年说明。

　　维持底本原貌还体现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例如卷次、卷题（包括题注）都不能随意变动，正文中的细字夹注也不能移出。原文的诗题与正文之间，也不能插入其他说明性文字，而只能全部放入后面的注释部分。这样，原文与新附校注各归其属，互不混淆。读者尽管不是读宋本原书或影印本，但也保证他们能以正确方式间接知悉宋刊唐集的面貌。

　　二、对旧注和其他有关评论进行全面清理。任何注释都必须参考已有的前人注释，充分占有资料，在辨析旧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新注本没有采用集注形式，主要是因为杜集注本繁多，集不胜集。从阅读角度说，集注很难做到条清理晰，难免重沓堆积，读起来往往不得要领，不胜其烦。其消极后果是，初学者很可能因此废书兴叹，望而却步。宋代很多集注本，九家注、十家注、百家注都不再流行，原因也在此。同样，历代有关杜诗的评论资料极其繁多。特别是各种评点本、选注本，其中虽有些话讲得不错，有心得独到之处，但每诗必评，没话找话，不免浅陋无趣，如蝇著饴。在各种文献以丛书影印方式大量复制、各种大型古籍数据库建立的今天，获取这些资料本身已越来越容易。如果需要，读者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某一专题的数据库。曾经流行一时、用手工方式编制、以铅印形式出版、给学者以很大方便的各种资料汇编，现在对学术研究来说不再必不可缺，其工作方式也已过时。集注性质的工作恐怕也面临同样问题。技术手段的进步，固然给文献整理工作带来极大方便，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将资料搜集到一起并呈现出来，可能就已经达到目的，现在则可能只是完成了基本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