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展开。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一家出版社和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能有怎样的关系？以往多从思想观念方面去研究这场“文学救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从新文化的传播方式入手研究，认为120年前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参与推进了新文学的生产。

　　11月11日，由静安区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大夏读书会主办的“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在上海举行。董丽敏在静安文化馆·光影车间分享了商务印书馆如何推动了“新文学”的产生。

　　传播方式升级是新文化运动得以普及的重要原因

　　1915年，《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强调以往的文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良的程度，其中主要是文言文完全落后于文化生产的发展，应以白话取而代之。之后陈独秀在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特别提出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

　　“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一点，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生产，其实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解——似乎是学院派这些知识精英振臂一呼，新文学就能够深入人心，就能够被广大读者接受。” 董丽敏认为新文学被大众最终认同，并不仅仅是靠一份《新青年》就能做到。事实上，哪怕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1917年，销量最多的《新青年》发行量也只有16000份，和4万万的中国同胞的总人口相比，影响面并不大。

　　那么如何解释新文化运动一步步深入人心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作为思想观念层面的新文化来理解这个事情，更需要结合以往总是被忽视的新文化诞生的物质基础来加以解释。这个物质条件既包括新文化的生产条件，也包括它的传播方式。”董丽敏认为，当时逐渐传到中国并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印刷技术、发行量广泛的报纸、职业化的文化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得以站稳脚跟、发扬光大的重要基础。

　　在这样的前提下，当时远东第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