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虽然不甚懂世事，也受了许多世纪病，经了许多世界苦，在这‘古神已死，新神未生的黄昏’中，孜孜的要！要！求那片Neo-Romanticism（新浪漫主义）的乐土!”

　　这是1919年，田汉所写的自剖诗《梅雨》的结尾，从中可见，田汉一生浪漫主义思想产生的根基源于其纯真浪漫的个性。在诗中他自白道：“我也常常学脱尔斯泰翁一般不断的‘自我解剖’：觉得我自信力也很强，/Romantic分子比realistic的分子为多。/自己有极容易与罪恶为缘的性质，/同时有极强的‘创造力与改造力’与之为伍。/我有时觉得我‘壮心如火’，/我有时觉得我‘眼光如炬’。/我有时当着一种美景，便任着那种奇想学庄周作蝴蝶翩翩起舞，/有时看着极壮烈、极欣羡的场面，每不知不觉泪如雨……”对于笃信“一诚可以救万恶”思想的田汉来说，这样的自我剖白是真实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即“浪漫主义分子比现实主义的分子为多”，由此派生出并统摄着他一系列的性格特点，如“多情多虑”“性情豪迈”“落落难合”“不懂世事”“夺南国哀思”……同时，自我主体意识浓厚，对自己的“创造力与改造力”很自信。然而，他的性格弱点也由此而来，主要表现在相信未来多，深察现实少，善于编织美梦，而不善应对冷酷的现实；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常常是“情”胜于“理”。

　　当这种性情气质遭遇“五四”时期特定的社会情境，田汉便如其他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陷入苦闷、矛盾与困惑，但他并不消极，更倾向于积极的进取。正如他喜欢的《浮士德》中的名句：“哦，如果空中真有精灵，/上天入地纵横飞行，/就请从祥云瑞霭中降临，/引我向那新鲜而绚烂的生命！”这也正是田汉追求“灵肉调和、物心一如”心境的写照。他所向往的“新浪漫主义的乐土”，也就是歌德所希冀的“那新鲜而绚烂的生命”。

　　留学日本6年间，精力旺盛的田汉在“将来的梦”的吸引和驱动下，如其所喜爱的浮士德一样，不知餍足地阅读吸收一切学术资源，研究视野遍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仅就文学领域而言，西方各时期各流派的作品他都读，包括莎士比亚、歌德、席勒、雨果、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戏剧、小说，以及拜伦、雪莱、海涅、惠特曼、惠蒂尔、内斯比特等人的诗歌。自然，由于浪漫多情、情胜于理的个性，田汉更喜爱浪漫主义的作品，包括古典浪漫主义思想，主要以莎士比亚、歌德为代表，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众多现代主义流派思想——当时统称新浪漫主义。王尔德、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等人的戏剧，波特莱尔、艾伦·坡、魏尔伦、叶芝等人的诗歌，他们所运用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手法，以及作品所蕴含的意境、神韵和情感的律动都令他如痴如醉。对田汉研究颇有建树的董健曾评价，田汉在吞吃各种“智果”之时，虽然其思想的色彩很“杂”，倾向颇为“多元”，但其实是“杂”而有章，“多元”归一，这就是他始终是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一个被“绝望于旧世界而欣羡新世界的大思想”所鼓舞、所燃烧的热情的浪漫主义者。作为一个重精神、重未来的青年，遭逢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1920年代的田汉自觉地成为一名新浪漫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