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陈数主演的《海上夫人》在上海掀起观剧热潮，与此同时，英国国家剧院在中国新一季放映的“高清戏剧影像”中，出现了《海达·高布乐》，接连两部易　卜生的晚期代表作让观众和读者有机会“重访”这位在19世纪末以先锋著称的作家。他在晚年的《海上夫人》《海达·高布乐》和《罗斯莫庄》中，刻画了一群“父亲的女儿们”的悲剧，从女性的困境出发，反思更为普遍的个人主义者的困境，这种深刻的性格自觉意识，让诸多当代作家望尘莫及。

　　———编者的话

　　《海达·高布乐》开场时，海达和泰斯曼结婚已有半年，按照习俗，应该称她为海达·泰斯曼。但易卜生仍然给作品取名《海达·高布乐》。在写给法文版译者的一封信中他解释了剧名：“海达作为一个人，与其说是她丈夫的妻子，不如说仍然是她父亲高布乐将军的女儿。”她有个大名鼎鼎的父亲，即便在父亲亡故、她下嫁小富人家后，在精神层面，她永远是父亲的女儿。

　　这在易卜生剧作中不是偶然，他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三部后期剧作《罗斯莫庄》《海上夫人》《海达·高布乐》　都有这个特点。海达这个贵族遗孤嫁给了她所不能理解的布尔乔亚，丈夫以及他周围的抱团取暖的小市民们阻遏了她的生命热望。在困厄的婚姻中，她转向旧情人，却挫败地发现后者并不能和她一起实现精神层面的自由和超越。《海上夫人》艾梨达是灯塔守护员的女儿，在海风海浪中长大的“海的女儿”嫁给医生房格尔作续弦，陷入中产之家的她感到自己“是被丈夫买下的”。面对刻板平庸的丈夫，她把激情转向对水手旧情人的回忆。随着旧爱的回归和再度离开，艾梨达看似和自己和解，妥协了婚姻，但是曾在她血液中沸腾的自由气息就此泯灭了。《罗斯莫庄》里，不名誉的私生女吕贝克在北方山村长大，少女时被带到罗斯莫庄作仆佣，她奔放性感，受她感染，庄园主罗斯莫释放了“天性中本能法则”。然而吕贝克面对即将实现的爱情，清醒地意识到，她帮助罗斯莫实践理想主义事业的过程中，犯下的罪过无法救赎，“起源于罪孽的事业不会成功”。爱情剪断了她勇往直前的翅膀，有关身世的秘密进一步地击溃她，她在意志被摧毁的边缘，“自己裁判了自己”。

　　引起作家兴趣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这些特立独行女性的精神困境，她们都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寻找绝对真理而倍感痛苦煎熬，本质上，这是无关性别的普遍人性的悲剧。

　　她是时代的遗孤，独自置身在堆满小资物质细节的环境中，而父亲的遗产都指向精神，构成她不容于众的私人世界。她有不断超越个人局限的创造冲动，也有拒绝妥协、乃至自毁的倾向。

　　《海达·高布乐》开篇，随着高布乐将军的离世，海达从贵族马背上的“诗体人生”降为布尔乔亚客厅里的“散文体人生”。她接受了泰斯曼的求婚，这是一桩显而易见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对于泰斯曼来说，将一个来自更高阶层的美人抢到手，是平凡人生中最传奇的一笔，他随随便便就答应了海达的婚前契约，包括保持应酬交际、雇佣穿制服的听差和买一匹马等条款。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泰斯曼“买下”了海达。这和《海上夫人》一样，艾梨达认为自己的婚事是“丈夫从家里买走了她”。问题就在这儿，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缔结的婚姻是对自由意志的侵犯。

　　海达要面对的不是泰斯曼一个人，而是泰斯曼一家，因为已经35岁的泰斯曼经济尚不能独立，不得不依靠姑姑们接济。事实上他买不起海达。蜜月旅行回来，他们新搬进的这所房子，是依靠两个姑姑抵押养老金买下来的，这样一来，泰斯曼和原生家庭之间本来就亲密的关系就更加没有边界。泰斯曼、两个姑姑和家里的女佣构成一个完整的实体，他们分享共同的回忆、拥有相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人生观，对海达来说，这是一股陌生且敌对的力量。海达和艾梨达一样，是所处社会的局外人，她们的意愿和现实环境格格不入。

　　我们接着来清点一下高布乐将军留下的遗产，这位将军，剧中没有任何关于他曾遭遇经济破产的暗示，留给独生女儿的全部遗产只有画像、旧钢琴和手枪。显然，遗产的象征意义要超过现实意义。高布乐这一姓氏代表了德国或丹麦为国家服务的贵族，这一阶层在1890年前后正逐渐丧失权力。一个时代结束了，海达是时代的遗孤，独自置身在一个堆满小资物质细节的环境中，而父亲的遗产都指向精神。易　卜生在创作札记中写道：“从现实中逃离开去是必需的。”作为个体的海达永远和人群保持疏离状态，父亲的遗产构成她的私人空间，标志着她与众不同的精神世界。

　　如果比较　《玩偶之家》　中的娜拉和海尔茂，《群鬼》　中的阿尔文太太和阿尔文上尉，那么海达和泰斯曼之间从未形成真正的性别冲突和对抗。按照19世纪的性别角色模式，我们甚至可以说，海达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男子气概。她的外貌是迷人的，但她的气质并不女性化，神情中有一种坚硬的金属特质。她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于怀孕一事的强烈抗拒，反感泰斯曼姑侄对于她身材的打量和议论，稍后当勃拉克推事对她进行试探时，她更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态度：

　　我不喜欢那种事情！　我不要责任！此剧中的女性都没有生育，海达可能是唯一曾经怀孕的。然而其他未生育的女性，都特别渴望也特别擅长扮演母亲这个角色，唯独海达排斥这个角色，她的孩子最终没有机会出生。在一个将结婚生育视为女性使命的时代，海达对于家庭关系的冷漠和对于母亲角色的排斥，都显示了她和女性身份的疏离。

　　海达和丈夫泰斯曼之间不存在具体的基于性别的伦理冲突，他们是互相不能理解的两类人，连严肃对抗的可能性都没有。泰斯曼和他的家庭代表了平庸世俗的人，他们的安全感和成就感来自群体中的彼此依赖、彼此认同。而海达在她冷酷的外表之下，对生活有太多的热望，对自由有太多的渴求，有不断超越个人局限的创造冲动，也有拒绝妥协、乃至自毁的倾向。易卜生创作札记中提到，海达的“内心里隐藏着一首深沉阴郁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