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用“80后小说”指代一个群落的写作是否已经略显得过时，他们的小说创作显然已经突破了“生物世代”的标签。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还谈不上“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然而仅就“在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中，能够“就其本有心灵之域”，这样一批已到而立之年的作家的创作成绩算得上可观。

　　成长的过程抽丝剥茧，曾经加诸彼身的青春、非主流、市场化、消费性等等关键词到了更新的时刻。严肃写作主题的深化，表现社会领域的扩展，语言风格的多元而锤炼，都可成为“后青春期”到来的表征。“后青春期”现实写作的突围过程，伴随有一种“中国抒情”特质的彰显。 “中国抒情”之于物质、时间、空间之聚合，出于自我之忧思，达于社会历史之变，作者的笔法愈有“深情冷眼”，幽微中以见意义所在。这种“抒情”将“中国故事”融入代际情绪，在“沉默”或曰“独语”的成长叙事后，最终向文学史传统致敬。

　　“中国抒情”的第一重表现恰在叙事空间的凸显。近年“80后”作家的地标意识越见明确，既有一线大城市的表达：文珍的北京、张怡微的上海、蔡东的深圳等；又有“乡土中国”的传统承继：马金莲的回乡、曹永的野马冲、陈崇正的半步村等。更有“交叉地带”的特色思考：孙频的交城、颜歌的平乐镇等。纵观这批特色鲜明的小说地标，我们往往更容易重视到一种存在空间的政治经济学限定性，或者是一种作家创作冲动视域中的“原风景”，而事实上，仅就“中国抒情”的“景语”与“情语”的辩证，这些创作在策略上具有回归传统的一些意味。

　　元人汤采真说：“山水之为物，造化之秀，阴阳冥晦，晴晦寒暑，朝昏昼夜，随步改形，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汪洋洋，如万顷波，未易摹写。”“80后”作家不仅将空间叙事作为故事的楔子和套子，而“造化之秀”的“胸中丘壑”自成为一个值得况味的审美主体。文珍的作品将北京城构图为困守琥珀中的女性形象，而张怡微将“魔都”还原为破碎家庭里的“旧时迷宫”。寄情不在于找寻，抒发不在于时刻铭镌的定格。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和写作经验，“80后”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斯宾格勒所谓的“一个点”的聚居没落之中，可贵的是身在此中仍富有兴与怨、景与情的发愤之思。孙频的《相生》写一个有摄影特长的青年的毁灭，其出色之处在于将精神疾患的隐忧透过摄影镜头显影在小县城的夕阳当中。马金莲这样极富有民族抒情诗底色的创作，其声明的“记录场景”的努力在继续着：《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88年的风流韵事》《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清冷干燥的西部风景、凝滞清贫的顽强生存、固执而模糊的人像面影，不啻为生命原野中的一曲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