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曾较为牢固地建立在乡情之上。这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

　　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故而，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再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以至于“落叶归根”成了我们先人的终极追求。

　　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重要的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涵括。但它们的共同载体却只有一个：中文。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问及前辈钱锺书先生为何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回国时，他的回答是：除了想家，就是想中文，甚至主要是因为想中文。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忘乡情、守护和丰富母语，无疑是我们创造性转化优秀文化传统、创新性发展优秀文化传统的出发点。我们永远不能像纪伯伦所说的那样，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却了出发的初衷。

　　（6月26日 《辽宁日报》陈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