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属于“文学与思想的时代”，新世纪以来十数年则是“史学与知识的时代”。当知识人道德情感不能激发喷薄、参与政治的热情与希望趋于泯灭之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力格局也由之翻转，全民之学术偶像更因此变换，从当年的钱锺书热到时下尤炽的陈寅恪热，似能稍显就中之变。

　　钱锺书之淹贯西中，最集中地体现在《谈艺录》与《管锥编》二书间，其于集部注目最多，札记虽显得饾饤琐屑，却颇有运用文学理论的意识，学者陆扬称其论述方式“实西学流毒”，非无道理；至于陈寅恪，前不久过世的刘浦江教授曾引王季思评曰：“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是论可谓恰切。与钱锺书相比，陈寅恪“史”气十足，考订笺证往往流于琐屑，未免沾染汉学细碎之弊。同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钱穆就对陈寅恪有过微词，他在给余英时的信中认为陈为文大不如王国维：“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至于弟子余英时对陈的偏爱，作为老师的钱穆也是很不以为然的。

　　有趣的是，在汪荣祖新著《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中，也有几段记述了钱与陈的关系和钱对陈的评价。汪荣祖以为陈寅恪“以诗证史，介于文史之间”，钱锺书则称其“混文于史，实有违文学意趣处，其读《会真记》以自传考论之，尤违文学基本理论所谓fictionality。”这段说辞甚可玩味，也能一窥钱陈治学理路的区隔。在汪荣祖看来，二人学问之别，实渊源自生活环境、精神心理之别，而“生活环境”、“精神心理”之特殊性，也是《槐聚心史》写钱锺书所欲处处表现的关键。

　　书中第一章“自我意识”摘引不少西人哲语，以指出钱锺书的自我意识与其建立在语言文字上的理论世界密不可分，尤有意思的提法是将其“理论世界”视为一种文本，“生活世界”是文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就是文本的“语境”。在此基础上，汪荣祖重新阐释了钱锺书的童年生活与环境对他惊人的语文能力的形成是如何施以影响的。我曾谈到，钱锺书的早慧、顽皮、狡黠和通脱，其实阻碍了他进一步地“深刻下去”，陈寅恪悲观、矛盾的性情则使其作品天然地具有一种“历史性”和“崇高感”。汪荣祖在《槐聚心史》里，亦指出钱锺书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的笔法往往是其顽童心态的流露，这种幽默是为了解除自我与外界的“紧张感”，而钱父基博先生早在钱锺书十岁时就指责这个爱发议论、好臧否人物的儿子“浅薄”，告诫其“善自蕴蓄”。钱锺书以知识为乐事，为读书而读书，不及旁顾，与传统知识人概念中“载道”、“寄托”时相龃龉，因此他们父子二人志趣之异也随着钱锺书学问的精进、性格的完全而日渐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