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Communicating Perspective of Book History Studies: Take the Transcript as an Example

　　【作者简介】陈静(1970-)，女，山东日照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出版学、文艺传播学，济南大学文学院传播系，山东　济南　250022

　　【内容提要】书籍，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媒介工具。传播信息是它最重要的使命。因此，研究书籍，首先应该考察其传播特征。研究古代书籍出版史，重点也应是书籍的传播历史。从传播的角度研究书籍史，有三个问题十分重要：书籍生产、书籍流通和传播效果。以此思路来看汉唐抄本，会发现，抄本的传播特征及其传播效果等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抄本研究中是完全缺失的。由于这种缺失，我们对汉唐抄本的媒介特征、流通机制、传播功能、社会影响等重要问题的了解均是一片空白。从抄本生产、抄本流通、抄本的传播效果三个层面可以拓展抄本研究的新领域和新问题。

　　【关 键 词】书籍史/抄本/传播

　　书籍，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媒介工具。传播信息是它最重要的使命。因此，研究书籍，首先应该考察其传播特征。研究古代书籍出版史，也应该重点考察书籍的传播历史。

　　在西方学术界，传播视角在书籍史研究中的运用早已成为共识。西方书籍史学者普遍注重对书籍生产、书籍流通、书籍技术、书籍与社会变革等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和法国，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影响及美国的书籍史学界。①其间，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对传播史和媒介效果的研究影响及西方整个人文科学领域，作为媒介学奠基之作的《帝国与传播》(伊尼斯，1950)与《理解媒介》(麦克卢汉，1964)，更是为书籍史的研究思路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因为立足于传播的观察视角，举凡与书籍传播有关的各种思考都被纳入其中，西方的书籍史研究也因此变得视野宽广，极具开放性：“书籍的历史首先构成经济史(生产条件、图书生产本身及其传播)，也构成文化史和文化活动(文本的结构、接受、交流和适应性)，因而也构成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尤其社会等级的历史。”[1](P5)

　　中国的书籍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以叶德辉《书林清话》(1917年)、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1924年)、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1935年)为标志。其研究思路脱胎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注重对书籍形态、版本、内容、编辑等方面的研究。近百年来，此研究思路与视角一直主导着书籍史乃至新兴的出版史研究。由此思路出发，国内学界大都将书籍当作静态的研究对象，当作鉴定和赏评的文物，研究重心是形制、内容和断代问题，极少有人着眼于书籍信息工具的特质，研究其传播问题。

　　1988年，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法国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原作初版于1958年)，这应该是大陆学界最早从传播角度论及书籍的译著。该书重点从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角度分析文学现象。埃斯卡皮明确指出：“文学虽说特别，但无可非议，它是图书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这一工业的‘消费’部门，知道这一点绝不是无足轻重的。”[2](P5)“要分析读物现象，就必须考虑发行量。”[2](P19)由于始终关注书籍传播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社会学》中的许多论述都发人深省，如从图书生产的角度，他研究了作家收入的来源，研究了出版社对作家和作品风格的控制；从图书流通的角度，他研究了版权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图书消费的角度，他研究了大众文学与高雅文学在图书市场上的状况等。此类研究均基于书籍的出版活动，其研究思路与西方书籍史研究一脉相承。可惜的是，长期以来，这本书只在文艺学和美学界流传，书籍史及出版学界均未留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对西方媒介史、书籍史研究论著的译介明显增多，新的思路与研究方法开始影响中国大陆学界。

　　运用传播视角考察中国的书籍史，新问题与新发现会层出不穷。2009年，秉承这一思路的第一本西方学者的中国书籍史研究论著——《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被译介过来，作者周绍明围绕下列问题展开了论述：

　　首先，在最一般的情况下一部书是怎样印刷的？为什么在中国这种雕版印刷的方式作为书籍印刷的主要技术延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其次，印本书在中国什么时候、如何取代手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再次，印本书的采用给帝国晚期书籍的流通、消费和利用带来了什么变化？复次，中国学者什么时候、如何解决了书籍获取的问题，因而形成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个大的“知识共同体”？最后，中华帝国晚期识字者和文盲如何理解对识字能力和书籍的利用，他们是如何跨越社会分野的？[3](P3)

　　可以看出，上述所有问题均基于传播的立场，也均是从传播的角度寻绎答案。与中国传统的书籍史研究相比，该书的研究思路显然大相径庭，正因如此，国内学界将之称为另一种“书史”[4]。

　　从传播的观点看，无论是基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共时研究，还是基于时代变迁的历时研究，书籍史都应该关注下列问题：

　　谁写了作品？谁生产和制作了书籍？为什么？书籍制作完成后是如何传播出去的？读者从何种渠道获取书籍？书籍传播后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社会历史境况对书籍传播有何种影响？

　　上述问题可以进一步合并为三个问题：书籍生产、书籍流通和传播效果。笔者认为，只有立足于这三个问题，才能比较全面地展开传播角度中的书籍史研究。本文以抄本研究为例，简要论述传播视角的运用会为抄本研究带来哪些新问题，开启哪些新领域。

　　一、抄本研究中的传播视角

　　(一)抄本研究现状

　　抄本，亦称“写本”，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用语，专指以纸为载体、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或文章。有纸才会有抄本，因此凡说抄本必是纸抄本，无须再加纸字。

　　抄本的产生源自纸的发明。公元105年，东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发明“蔡侯纸”，自此以后，中国社会立即出现了推广应用纸的高潮。到东汉末年，书籍、书信、文章、书法等均已普及用纸②，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媒介时代——抄本时代。在雕版印刷普及之前，大致是自汉末至北宋初年③，近一千年的时间，书籍或者文章都是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较之简牍和缣帛④，纸在传播功能上具有极大的优势，它书写性能好，易于携带，价格低廉，经久耐用，这就使得抄本的传播快速而广泛。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书籍媒介主要有泥版(两河流域)、莎草纸(埃及)、羊皮纸(欧洲)、贝叶(印度)，与之相比，汉唐时期的抄本显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书写载体和媒介工具，它与汉唐文化的传播和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抄本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上，属于古典文献学和书籍史的研究范畴，在文献学、书籍史的著作中，一般都会有关于抄本的章节，如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陈宏天《古籍版本概要》、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等，均有关于抄本的论述，这些论述大都是将抄本视作书籍版本的一种类型，或进行形制方面的介绍，或研究其版本源流，或阐述其版本鉴别，一般都是介绍性文字，比较简单。另外，新兴的出版史研究也会将抄本纳入其研究范围，但其思路与研究成果大致不出文献学和书籍史的研究领域。

　　目前国内外比较深入而系统的抄本研究集中于一个特殊领域——敦煌写本。20世纪初叶以来，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敦煌学逐渐成为学术界一门显学，多达数万件的敦煌写本包含了宗教、儒家、语言、地志、考古、艺术、文学、科技等大量史料信息，吸引了国内外大批知名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陈垣、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周绍良、石滨纯太郎、池田温等投身其中，在文献整理、内容解读和版本考证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目前能够检索到的800多篇与抄本相关的学术文章中，约三分之二的文章与敦煌写本有关，研究范围同样不出文献整理、内容解读和版本考证。

　　15世纪以前，由于两项最为先进的媒介技术——纸与印刷术的发明，中国一直在传播领域领先于世界各国。造纸术发明于2世纪，3世纪初传入朝鲜、越南，后又传入日本。7-8世纪传到阿拉伯，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到16世纪，欧洲才普及造纸。[5](P275-279)相对于中国古代在传播领域对世界的卓越贡献来看，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传播方面的研究则明显滞后。特别是纸的研究，尽管有钱存训、潘吉星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⑤，但其研究强项集中于技术层面，抄本的传播问题并未纳入其研究视野。而在西方的书籍史研究中，抄本传播却从来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翻译过来的一些知名著作中，如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帝国与传播》、《书籍的历史》，费夫贺、巴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等，都有专门的篇章着力论述欧洲历史上的抄本问题。此类著作关注的中心集中在两个方面：抄本的传播特征；抄本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很显然，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抄本研究中是完全缺失的。由于这种缺失，我们对汉唐抄本的媒介特征、流通机制、传播功能、社会影响等重要问题的了解均是一片空白。

　　(二)从传播的角度看抄本

　　抄本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一种媒介工具，其作用是信息传播。今天我们把它当作文物，汉唐社会中，它却是政府用以传播政策信息、士人用以阅读学习和交流的必需品。

　　1.抄本生产。今天，一本书的生产流程通常是作者写作，出版社进行筛选和编辑，最后送到印刷厂印刷。那么，汉唐时期的抄本也是这样一种生产流程吗？

　　首先，抄本的制作基础是纸，作为研究背景，研究者应该清楚与纸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汉唐时期的纸业生产，是自由买卖还是垄断生产？抄本生产者如何得到纸张？他们一般青睐哪种纸品？

　　其次，在今天的书籍出版领域，作者只是内容的提供者，而在抄本生产中，作者本身即是抄本的生产者和编辑者。例如，白居易就曾亲自编写自己的文集，送到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作为定本，让天下人传写。⑥

　　第三，抄本的形制问题。对抄本形制的研究应紧密联系中国书籍由简书到抄本再到印本的发展历程。抄本替代的是简书，因此，它延续了简书的很多形制特征，如页面的界栏、天头、地脚以及直行竖写等。与此同时，抄本在形制上又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如抄本继承了简书的卷轴装，并将这一书籍装帧形式发展到了极致。隋唐时期的皇家藏书，其卷轴装帧已达到美轮美奂的境地，完全可以视作艺术品。隋代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6](P908)唐代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7](P2082)书库之中，色彩斑斓，美不胜收。五代以后，书籍生产技术变革，雕版印刷普及，卷轴装最终被印本书的册页装替代。

　　2.抄本流通。汉唐时期，抄本是怎样从作者手中到读者手中的？

　　今天的书籍通过图书市场自由流通，各类出版机构和书店(包括网上书店)是读者获取书籍必不可少的中介。大体流程是：出版机构将印刷成的书籍，投放到以书店为代表的图书市场上，供读者自由选购。但在汉唐时期，抄本书籍的流通与今天完全不同。

　　汉唐时期的读者要想获得书籍，其基本途径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等书写材料，自己或雇人抄写，供读者自己使用。晋代葛洪伐薪卖钱，买来纸笔，抄写借来的书⑦。梁武帝第七子萧绎，爱好书籍，聚书八万卷，是抄本时代藏书最多的人，其聚书的主要方式就是自各处抄写而来⑧。唐代柳仲郢家藏书万卷，大都是他亲自抄写得来⑨。北魏魏收在《魏书》定稿后，将一部书放在太原，一部放在邺都，任人传抄⑩。因此，抄本时代，书籍流通的主要方式是读者传写。

　　读者传写作品，总会有差错产生，校书就成为必需，自汉至唐，社会上出现了官府校书、藏书家校书、学者校书的多元化校书局面，对传写起到某种规范作用。

　　简牍时代，简书由于笨重，不适于流通，因此，作品结集现象很少。使用抄本后，抄本的轻便使结集流通成为可能，于是，魏晋以后，文人结集问世，蔚成风气。

　　在读者传写的过程中，除亲自手抄外，还可以付钱请人抄写复制，社会上遂出现了专门替人抄书以谋生的职业——佣书。佣书的职业化成为扩大抄本流通的重要因素。

　　(三)抄本的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一是社会对传播的影响。对抄本而言，一方面要研究抄本传播对汉唐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另一方面还要研究汉唐社会对抄本传播有哪些影响。

　　抄本传播对汉唐社会的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曾以此观点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本传播，这是抄本替代简牍，成长为社会主流传播工具的重要时期。与简牍时期相比，抄本传播速度快，传播距离远，这一特点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字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首先，作者得以当世成名，从而极大地鼓励了创作积极性，直接促成了魏晋以来作品数量激增的盛况；其次，当世读者与当世评论产生，抄本传播的便捷使得人们能够及时阅读到同时代人的作品，并能进行当世的交流与评论，形成文学批评实践，进而推动了以刘勰、钟嵘为代表的系统而成熟的文学理论的形成；第三，文本的阅读文化特征突出。抄本传播使得阅读在信息传播中越来越重要，汉语书面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越来越大(与先秦两汉相比)。汉字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掘，紧随魏晋之后的刘宋文坛，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追求语言形式美的热潮。[8]除此而外，抄本传播对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统一(南北朝)；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传播与影响；佛教文化的传播等方面。

　　传播效果研究的另一个层面是汉唐时期的社会环境对抄本传播的影响。

　　社会环境会对抄本传播产生制约作用，最直接产生影响的是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文化因素包括汉唐社会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等；技术因素包括纸、笔、墨的生产等。[9]汉唐社会独特的文化、经济和技术环境使抄本传播也带有了独特的中国印记。例如，中国自宋代以后，西方自希腊罗马以后(11)，书商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汉唐时期，却极少见到书商的影子；另外，在西方的抄本传播过程中，佣书业如中国一样，十分发达，但从业者多隶属于行会，也经常受雇于书商，这与汉唐时期佣书者的状态与行为都有明显不同。这些不同，与汉唐社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重农抑商”的社会观念等均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二、结语

　　在书籍史研究中始终立足于传播视角，可以极大地拓宽中国书籍史的研究视野，从这一角度出发，那些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中的书籍均不再是静态的文物，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古代社会生活文化信息的活生生的物品。以抄本为例，从传播的角度看，大量空白期待着我们去填充，以此思路进行印本书籍研究，相信会有更大收获。当然，要将传播视角真正运用到中国书籍史研究中还需要时间，资料的搜集、视野的转换、方法的运用等都有待学界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197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该书在美国书籍史学界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从全新的视角来考查《百科全书》的历史，论述了《百科全书》在生产过程、印刷技术、图书市场、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据作者自述，他自1963年开始着手写作此书，其时，美国的书籍史研究还局限于图书馆学和善本学的视野。“在美国，图书的历史被归入图书馆学和善本收藏学之中。步入任何一间善本室，都会见到善本迷们品玩装帧、端详水印，博学家研究奥斯汀著作的各种版本，但你不会遇到任何一位主流的历史学家试图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详见(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②东汉建安年间，包括书籍在内的文化用纸，已经基本普及。董卓之乱以后，中国社会上残存的简书，已经寥寥无几。但是，官府的重要公文，大多还沿用简牍。到西晋，官府重要公文尤其是皇帝的诏书已经用纸，全社会残存的用简事项，已十分有限。以纸代简的历史任务到西晋便宣告完成，中国社会也自西晋开始真正步入纸的时代。详见陈静：《西晋通行纸诏考》，《齐鲁学刊》1999第1期；《诏书的以纸代简过程》，《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③雕版印刷在中国出现在隋唐之际，约公元7、8世纪，真正进入主流文化是在10世纪，以冯道(882-954)雕印九经为始，较大面积地在社会上普及则还要到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约11世纪初。

　　④在纸以前，中国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和缣帛，然而，缣帛价格昂贵，所以，社会上书写材料的主流是简牍。

　　⑤研究抄本一般都会先溯源至纸。关于纸，已有的研究成果是比较成熟的。钱存训、潘吉星两位学者的著作《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潘吉星)等基本解决了有关纸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造纸技术、纸的用途、纸的域外传播等，此类研究在抄本研究中一般被视作背景性资料加以应用。

　　⑥“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旧唐书》卷16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58页。

　　⑦《抱朴子·自叙》：“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睱，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鲜能读也。”载(晋)葛洪《抱朴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⑧详见《金楼子·聚书篇》，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⑨“(柳仲郢)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及南北朝史再，又类所钞它书凡三十篇，号《柳氏自备》。”载《新唐书》卷16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25页。

　　⑩“及诏行《魏史》，收以为直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载《北史》卷5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4页。

　　(11)公元5-11世纪，西方的图书市场处于停滞状态。11世纪末起，随着大学在欧洲的诞生以及商业的发展等原因，书商重新活跃起来。详见(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9页。

　　[1](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M].刘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符锦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M].何朝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何朝晖.另一种“书史”[J].读书，2010，(5).

　　[5]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唐)魏征，等.隋书(卷32经籍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7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陈静.抄本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读者和作品[J].出版科学，2010，(2).

　　[9]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