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海外华文文学是以汉语为载体，吐露华人生活愿景与心灵历程的文学，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平台。中国故事是新世纪以来华文文学领域的创作亮点。作家从对异国故事（现状与问题）的白描，转向对中国本土叙事资源（历史与文化）的开发。饶芃子较早将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总结为三种方式：乡土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中国或者美学中国。观审海外华人小说中国书写可以发现，美国华裔小说家在20世纪60-70年代以自我重建和历史再创相结合，但其定制的个人化中国实际表现出东方文化与西方理念间的悬浮。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丛甦等从中国文学传统的乡土情怀、家国执念切入，“无根”营造出文化乡愁美学。90年代新移民小说的中国故事，具体化为家族故事，以大陆50-70年代的极致性情境为背景。近年来，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中中国故事着意以理性思考取代感性叙述，强调对普通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和稳定，作家“海归”成为一种现象，相当数量的华文作家已将主要写作时间放置于中国大陆。再结合文学实绩，海外华文小说的中国故事书写状态，从隔断中的记忆转向现时。但当中国故事被反复凝练为特定的年代故事后，就生发出疑问：海外华文小说的中国故事有何特质？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海外和大陆的中国故事区分？

　　变化体现在视角多元和情感节制

　　探究海外华文小说中中国故事个性，首先需要明确两个事实。第一，他者视角。无论是在场（在中国）还是不在场（在海外），无论是写自己（亲历）还是写他人（资料），他者立场是已然存在的。第二，海外华文小说的中国故事书写既是持续的，又有阶段性特色，今天讲述中国故事的变化体现在视角多元和情感节制，文本渐离伤痕与反思的基本思路。

　　回到历史现场。一些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家，意识到年代故事的重复写作，继而转向新史料的发掘。从2009年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开始，《金山》《南京安魂曲》《陆犯焉识》《疯狂的榛子》《北鸢》《劳燕》，都以史为本，创造文学新意。创作者运用不同的取材策略，一是立足于自己掌握和整理的第一手材料，即个人家族史，如《陆犯焉识》《北鸢》《忽如归》，因此，严歌苓、葛亮、戴小华讲述的中国故事体现出不可复制性；二是通过扎实的案头工作，在海外发现关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中国故事新资料。如《疯狂的榛子》和《劳燕》，袁劲梅和张翎都留意到了二战期间赴中国战场的美国空军或海军的军人家书，以此揭开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国籍、战争、阵营、两性、生存，常规的小说叙事元素，在新材料的布局里，撞击出新鲜的“二战”故事，思想内质依然是历史的。

　　城市书写。在乡土表述层面，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与大陆当代小说具有共性：以点（村、镇）带面（城、国）地展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陆农村生活变迁，并且研究当下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问题。但前者也表示着对都会和传奇的兴趣，城市动态就如葛亮在《浣熊》自序里暗示的蝴蝶效应：“城市人更是如此，诚惶诚恐，想象着自己站在过于密集的行动链条的末端，时刻等待着有一只蝴蝶，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扇动翅膀。”严歌苓、张翎、薛忆沩、葛亮、张惠雯、周洁茹都有精彩的都市题材中国故事，他们敏锐地触及现实论题，例如空巢老人、电信诈骗、全职太太等。周洁茹“到……去”系列，审视过香港、广州、深圳，她描绘异乡人如何将一座“他城”适应为“我城”的过程，尤其是精确闪现转换中自卑与自傲交错的心绪。我认为这些小说的都市气质，源自作者的亲历与体认，而非借助空间、意象刻意营造出的程式化的现代感。他们笔下的新都市人不再纠结个体对都市的抗拒，而是认清两者休戚与共的事实。台港暨海外华文小说对中国城市的表现，扩展并充实了中国故事另一视域的时代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