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花城出版社推出“蓝色东欧”译丛第二辑和第三辑，展现红色文学之外的东欧—两年前，“蓝色东欧”译丛第一辑业已出版，共六部。

　　这套丛书由东欧文学专家、《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任主编，聘请国内一流翻译家为各册译者，集中选择东欧数国具有艺术性、思想性、代表性与当代性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适当穿插优秀传记、散文和诗歌。

　　从世界文学视角来看，高兴认为，现在的东欧文学处于非常引人注目的地位—欧美对东欧文学的关注恰恰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国内读书界，更多时候还是习惯用一种意识形态的目光打量东欧文学界，“我现在觉得，没有纯艺术性的作品，也没有纯政治性的作品，所有作品都是文学与现实的艺术结合”。高兴原来考虑过从纯艺术角度去研究东欧文学，但发现不太可能，因为读者毕竟被种种现实包围着，如果没有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土壤，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和克里玛，“米沃什的一生就是在政治与文学中寻求一种平衡，他作品中的道德感和社会担当是典型波兰作家的表现”。

　　东欧文学现象：出走带来国际声誉 

　　时代周报：作为“蓝色东欧”译丛的主编，你选择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高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我会从文学价值本身来考量，这也是对过去国内长期介绍东欧文学标准的某种纠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介绍东欧文学时过多地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过多地运用了意识形态的标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完全可以依据艺术和文学本身的标准和价值来做出选择。

　　时代周报：东欧文学界有不少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名字，像昆德拉、米沃什，他们的作品在中国风行，有什么样的原因？

　　高兴：既有文学本身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东欧的很多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很好地处理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因此特别能够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致和共鸣。同样的经历和素材，东欧作家能够将道德感和现实特别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又能传达诗意。

　　东欧文学作品有很多是政治与文学平衡之后的产物，也正是这种平衡造就了这样一批东欧作家，但是我反复强调，阅读东欧作品时需要保持某种警惕性，如果过分地注重政治性，就可能看不到艺术性；如果一味地注重艺术性，又会看不到复杂性和政治性。所以阅读东欧文学作品也需要一种平衡，一种文学与政治的微妙的平衡。

　　时代周报：在丛书总序中，你提到一个现象：不少东欧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出走—定居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

　　高兴：对，米兰•昆德拉是最典型的一位。我认为他的代表作在国内都已经产生了，但是只在捷克，世界各国的读者是不会注意到他的。后来他到了法国，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他的有些作品，在法国一经出版就马上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昆德拉又特别在乎自己作品的接受情况，这就是他为什么对译本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甚至有时间就亲自校对译本。更奇怪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认为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的法文版是昆德拉作品的合法译本，反而不承认捷克文版。现在中国出版的昆德拉的作品，都是由法文版翻译过来的。昆德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匈牙利有一位叫凯尔泰斯（Kertész Imre，1929-）的作家，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描写集中营经历的，但有意思的是，最终是德国成就了他的声誉。他的写作基金由德国提供，很多作品先是被翻译成德文，然后才被世界所知。一个受过法西斯迫害的人，却在德国成就了他的声誉，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时代周报：在丛书作者中，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谁？

　　高兴：我和克里玛先生比较有缘，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正过自己的八十岁生日。我原来就介绍过四五部克里玛的作品，这些年在中国，他已经有不少作品被介绍进来了，其中有一本很有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布拉格精神》，对中国读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实际上，克里玛先生的一生历经磨难，儿童时期在集中营呆过三年。这样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人生有很多积累，很容易在写作时充满仇恨，但让我惊讶和敬佩的是，克里玛的作品中没有，他觉得应该把这种磨难转换成平和、宽容、理解，甚至是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这是一种境界的提升。

　　我和他聊天的时候，他介绍了很多个人经历，一直以一种微笑的姿态平静地介绍，像他的作品一样不动声色，但在平静之中，你能感受到一种韵味和人生哲理。在他们家聊天很愉快，我们甚至还聊了一些男人间的话题。他的夫人是心理医生，在隔壁房间接待几位病人。克里玛先生悄悄地对我说：“高先生，我感到非常幸运，这辈子，我曾经拥有过几位非常优雅的女士。”

　　克里玛和昆德拉有点不一样，昆德拉作品中的很多女性形象让人感到比较刻薄、怪异和冷漠，一直背叛或被背叛，不断地陷入绝望、沮丧，不断地逃离，但克里玛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特别温柔的。这说明他在描述这些女性的时候，有一种柔情掺杂其中。他自己也承认更擅长描写女性人物，这是他和昆德拉的区别。

　　“悖谬”，艺术的福音 

　　时代周报：20世纪的东欧多灾多难，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会产生如此多姿多彩的文学？

　　高兴：这也是我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愤怒出诗人，苦难孕育文学，拉美文学也是如此。很多东欧国家在20世纪初才开始获得独立，拥有国家主权，之前都是受到其他强国的蹂躏和侵略。我经常在这些国家行走，发现这些国家有个特点，就是处处都能看到强国与东欧国家文化交融的影响。比如，要抛开法国文学，就很难谈罗马尼亚文学，因为罗马尼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受法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很多大师级的作家们常常会被认为是法国人，如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1909-1994）；还有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在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多年；雕塑家布伦库什（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和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7），都是罗马尼亚这片土地孕育的。

　　捷克就更厉害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布拉格，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也在布拉格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此外还有音乐家德沃夏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1841-1904）和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以及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弗尔特（JaroslavSeifert，1901-1986）。克里玛在说布拉格精神的时候提到“悖谬”，我觉得用“悖谬”来形容整个东欧文学也是恰当的、成立的，正是矛盾冲突和影响交融，最后形成了一种“悖谬”，这对艺术来说绝对是一种福音。

　　前几天，我在以色列和一些诗人聊天，谈到东欧诗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灵魂意识和生命意识，法国作家更注重形式和技巧，在这方面他们十分前卫，但是内在的冲击力绝对比不上东欧作家—苦难的环境和曲折的经历对这种冲击力的形成都起了重大作用。昆德拉说过：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所以没有选择有时恰恰是唯一的选择。

　　另外，东欧诗人的阅读面都很广，我这么说，是因为中国作家的阅读面也相当广，但欧美有不少作家的阅读面就没这么广。在以色列，我曾和东欧作家聊到当地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但几位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诗人都不知道他，这在我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东欧作家和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相似性，都在不断地扩宽自己的视野，强迫自己登上更高的高度，不像欧美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就有某种心理优势：因为写作用英文，就有广大的读者在等着看作品。

　　用“东欧”概念帮助年轻读者打通过去和未来 

　　时代周报：你在总序中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但对于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来说，东欧文学还会有影响吗？

　　高兴：对于现在的年轻读者来说，东欧的概念已经比较淡化了，“东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的产物，如果没有原来的两大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就不太可能产生“东欧”这个概念。捷克也好，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他们都特别反感“东欧”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产物，说他们是东欧作家，他们会很不以为然，甚至还会愤怒，他们更愿意被纳入“中欧”的范围，我们之所以还使用“蓝色东欧”的概念，首先是因为很多国内高校和研究中心还在使用“东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恰恰能够把这些国家拢在一块儿；第二，用“东欧”概念也是想帮助年轻读者打通过去和未来，文学阅读如果脱离过去的话，就会失去延续性和传承性，无法达到深刻的理解程度。

　　时代周报：从文学创作来讲，东欧文学会对当下正在从事写作的中国作家产生什么影响？

　　高兴：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东欧作家在处理这种关系时会对中国作家产生诸多启示，此外他们作品中的生命意识、灵魂意识、苦难意识，都是特别值得中国作家借鉴和学习的。一部作品能不能反映生命最内在的东西，非常重要。在中国，很多作品流于形式，甚至形式大于内容。写作需要内在动力，内在动力要转化成生命意识，这一点上，东欧作家能够带来很大启发。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两位作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是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还有一位就是米兰•昆德拉。他们俩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他们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作家类型，构成了文学的两极。中国的很多作家包括莫言和贾平凹，曾经就是在这种影响中进入他们的创作状态的。

　　（实习生俞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