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王雷鸣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教授的得意门生。从大学始，就专注于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并完成《清代经济史》，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花费了他几十年心血，却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毁失。他曾同我讲，“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摧毁。

　　大伯读书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每次看书前一定要洗手，我曾好奇地问他：“为什么看书前要洗手呢？”他说：“这是规矩，表示恭敬。”

　　时光荏苒，一晃一年过去了。2013年1月9日，我的恩师王雷鸣先生与世长辞了，年届九十七岁。这个年龄是高寿，退回到三十年前，就是奇迹。人生不满百，人活到九十七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他逝世的前一个星期，我和夫人去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不能讲话，见我们来，努力地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向我们示意，并从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过去我与外人说起我的恩师，常以我的大伯来称呼，总觉得这样叫好像顺口，当我向别人引述恩师的观点时，也常跟人家说，我的大伯怎样怎样讲。所以在有些人的眼里，我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大伯，其实他是我的老师。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想还是沿用大伯的称呼，习惯已成自然，这样叫总觉得亲切。

　　我的大伯1916年3月8日出生在山西稷山县城内东街的一个耕读世家，家风醇厚，崇尚礼义，崇尚气节。1916年，他的父亲王冰清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在家乡发动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民主共和的武装革命起义，失败后壮烈牺牲。那年大伯刚刚三个月。他的大哥———著名爱国将领王雷震，1926年参加北伐，1931年日寇侵犯华北后，率部随傅作义将军参加长城抗战、忻口战役、太原守城、五原大战等重大战役，战功卓著。大伯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爱国情怀从小扎根于心灵。他在太原进山中学上初中时，给兄长部队写信，鼓励官兵英勇抗日。在北平育英中学念高中时，他省吃俭用，买打字机、油印机寄给大哥，用于向官兵印发抗日宣传材料。七七事变后，他离开北平，先是回家乡向民众宣传抗日，之后又投笔从戎，在董其武将军部队参加抗战。

　　1939年，他到西北大学经济系读书，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教授的得意门生。大伯有时也向我讲述罗章龙和毛泽东“二十八画生”的故事，他们在年轻时是“管鲍之交”。罗章龙五四时期在北大读书，是李大钊最喜欢的学生，在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中身先士卒，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为党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31年因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被开除出党。我小时候学习党的十次路线斗争就知道陈独秀、罗章龙的名字，知道他们有一个罪名就是分裂党。可见当时在西北大学教书的罗章龙内心是多么复杂和矛盾，甚至说是痛苦。我记忆深刻的是，大伯讲罗章龙在西北大学教书时，常常独自一个人在学校的小树林里徘徊，他每次看到罗先生在小树林中徘徊的身影，内心都为老师难过，就请罗先生到家里来吃饭，与罗先生聊天，以消解老师的烦恼。1979年，改革开放后，罗章龙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他来京后很欣赏大伯的学问，认为大伯被埋没了。他在文字方面的东西多是交给大伯看一看，把把关。罗章龙先生住在“前三门”，大伯带我去看望罗章龙先生。我还记得罗先生的屋子特别小，所有的家具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破”，破桌子上放着纸和书，一个破得不能再破的藤椅上，放个棉垫，垫上放一个黑色的电话，我当时就想，这个电话不放在桌上，放藤椅上是不是怕有危险赶紧打电话。大伯进门跟罗先生讲：“这是林凯，他非常敬仰您的学问。”罗先生个头不高，戴个黑边大眼镜，握着我的手说：“我哪有什么学问，大海的一粒沙粒。”话说得很从容，其实罗先生已写百万字的著作，出版有《中国国民经济史》《欧美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史学原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等研究著作，也是学富五车，但是依然低调、谦虚。罗先生晚年对他在1931年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和被开除出党之事有辩解，他最后的遗愿是将自己的墓地安置在李大钊墓地附近，陪伴老师。我们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想见他人品的高尚。

　　大伯自幼好学，聪颖过人，在上大学期间，所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就关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开发西北问题，别说这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极具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从1943年开始，大伯先是在重庆，后到上海，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从事金融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当时的冀朝鼎处长（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看到大伯的才华，很器重他，并买了一套二十四史送给大伯。大伯从大学始，就专注于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并完成《清代经济史》，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花费了他几十年心血，却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毁失。大伯曾向我感叹：“这部书我重写不出来了，别人也写不出来，因为有许多资料都已经找不到了。”他同我讲，“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摧毁。1957年，大伯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工作，到了晚年，他以一人之力，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历经十载，注释了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部分及　《清史稿》　中的　《食货志》，完成了　《历代食货志注释》（五卷本）。记得当时他的同学都劝他放弃这么繁重的工作，好好享受晚年，但是他没有听从劝阻，依然乐此不疲，专心致志。罗章龙先生为该书写序，序中写道：“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王雷鸣同志编注的《历代食货志注释》，在我国经济史料的整理工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是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是难能可贵的。”“《历代食货志注释》的出版，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无论是局部的或整体的研究，都是一大贡献。”这不仅仅是对这部书的高度评价，更是一个老师对自己学生的评价和肯定，是老师的一种欣慰。我是1978年4月2日认识大伯的，在我认识大伯的时候，他正埋首于整天查资料、看书、注释，所以我看到了这部书整个写作过程是多么不易，常人难以想象。一个人对付中国通史，我想凡是读书人都清楚这是一个多么浩繁的工程，如此的项目一般科研院所都是组织一个班子来注释。那时真是全家上阵，我还曾经帮助抄过其中的段落，我看到注释的短文反反复复修改，大伯努力做到在文字和史实上无懈可击，追求词语的严谨和完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大伯通读过三遍，这在中国的史学界也是极为罕见。我每到他那里，无论想问什么问题都能得到答案，所以，我也很庆幸自己的一生在大伯那里看到了什么是学问。

　　大伯住在什刹海的前海，窗外就是碧波荡漾的“海”水，在北京城里能有这样的一片水面，是相当的难得。过去的什刹海没有现在这样的商业味，白天很安静，水边总有几个钓鱼的人，风一过，岸边粗壮的柳树、杨树叶子哗哗作响，加上鸟儿清脆的鸣叫，愈加显得安静。后来什刹海绿化，在大伯家门口种上了柏树，大伯很喜欢，他跟我说，他最喜欢柏树，大概喜欢的原因不仅仅是柏树一年四季的翠绿，恐怕是更喜欢柏树的品格。

　　我那会儿跟大伯学习，很有点正规的味道，他让我一星期写两篇日记，并且每次他给我讲什么，都让我记下来，有时还让我当场给他复述一遍，怕我没用心听。我一共记下了二百二十五次听课笔记，有时还把他写的文字恭恭敬敬粘在本子上，大伯的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我常把他的字当作我写字的范本。现在看来当时记述的东西有些简单，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段多么幸福快乐的时光呀，是多么有意义的启蒙。

　　大伯很注重在读书学习上“专”和“博”的辩证关系，他给我讲《大学》和《论语》，讲唐宋八大家，讲唐诗，讲曾国藩家书，讲康梁变法，讲文章的写法，等等，几乎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你听着就跟听故事一样，讲到痛心处，我看到大伯的眼圈湿润润的，被所讲的内容感动。他喜欢杜甫和陆游的诗，不怎么喜欢词，也不喜欢新诗，对于五四时期的文章，他让我多看看《独秀文存》和胡适的文章，可是我那时喜欢鲁迅和周作人。有一次，我把周作人的书拿给他看，他看后跟我说，这都是明末小品。从大伯的语态中可看出，他不欣赏这些讲性情的东西。但人是矛盾体，他有时会兴高采烈地给我大讲袁枚，并津津有味。不过总的来看，大伯喜欢入世的东西

　　更多些，虽然他也历尽坎坷，但是却依然保持着积极进取的心态。他有四个儿女，都各有成绩。我看到他每次跟儿女们说的都是要积极进取，即使儿女们都快到退休的年龄，他还这样叮嘱。大伯认为一个人有志乃大，把立志看得很重。表面上看，大伯是闭门读书的夫子，其实他的内心与思考是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一点，倒是应了孔子的话，一以贯之，一生关心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他也有烦躁的时候，他跟我说：“大伯心中有一只鹤，当心烦时就把这只鹤放出去，等到心情平静下来，再把这只鹤收回来。”他讲得好像有点玄秘，像天方夜谭的故事，我当时也不理解，有些事情，只有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又读了一些书，才能参悟和体会得到。尤其是修养、修身这类东西。大伯读书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每次看书前一定要洗手，我曾好奇地问他：“为什么看书前要洗手呢？”他说：“这是规矩，表示恭敬。”结果造成我在家看书也有洗手的毛病，当然我的洗手没有大伯那样虔诚，纯粹是照猫画虎。我有时在夏天的晚上到大伯家，他拿个板凳坐在什刹海边，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给我讲，我坐在他的旁边，聚精会神地听。什刹海晚上的人比白天的多，多是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们一边聊着，一边走过我们的身边，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一老一少在干什么。那时什刹海路边的灯光很昏暗，倒是满天的星光照得什刹海的水面波光粼粼，带来些许诗意。

　　大伯是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对古钱币很在行。有一次我和大伯到历史博物馆看钱币展，他对每一个铜钱都了如指掌，什么时候铸造的，用的是什么材料，哪个用了金子，当时的流通情况和回笼情况，他都能说得清清楚楚，记得当时围过来许多人听他讲。那天我看他很开心，他多么希望把他的所知让大家来分享，可是难有这样的机缘，他说他应该去当老师就好了。大伯喜欢铜钱，我还到处找铜钱给他，他拿着铜钱也给我讲。

　　大伯对清史极熟，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几乎能把《清鉴》这本书背下来。他不像当时的许多人那样，把历史上的许多人物都骂得体无完肤，比如当时有许多人骂李鸿章是卖国贼。大伯讲，要评判一个人首先要还原历史，在当时那样一种国情下，要公正、客观地看待李鸿章。他不是人云亦云，不是你说好他也说好，他强调证据，强调事实。对于想当然的东西，都不大感兴趣，只是听个热闹而已。他的这种习惯，跟一生做学问强调严谨有关。他告诫我，在写文章时，一定要谨慎小心，要笔大如椽，心细似发。这条，我时时铭记在心。

　　大伯不是时下的名人，这跟他学的专业有关，人们关心经济，但是人们并不关心经济史。这是一门很寂寞的学问，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但很少有人真去用这面镜子。尤其是今天，人们更加功利。大伯并不在乎这些，他心里明白，一个人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做学问越功利越短命。我有时就想，如何概括大伯的一生，大伯尊奉儒家，孔子曾说自己与别人不同的是好学，大伯也是这样，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过去有人说，儒家是宗教，我过去对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是前不久，我在看到梁漱溟等编著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时，才知道梁漱溟有个老师叫伍庸伯，他的《大学》讲得实在是好。书里梁漱溟有这样一段记述：“一九二七年夏，漱溟在广州既习闻先生谈此学，一日欣然自许曰：‘公无意著书，他日我当负责笔之于书以传诸世人。’先生笑曰：‘你听了，不当下切己反省，自勉力行，却想替我传道，何其为人之意多邪！’”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揣摩体会，才感悟到，伍先生是把儒家当宗教一样的人。他读书重在自身的修养，是见贤思齐，以身作则。大伯的精神世界完全超脱世俗，结果是有时旁人并不理解他，所以他的心里也就有了一只白鹤。

　　大伯是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我在他那里，得到的是如沐春风般的爱抚。现在他平静地离开了，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他的感情，用一句常话说：情比海深，恩比山高，爱比水长，我就是哭三天三夜也表达不尽我的哀思。在我们送他的最后一刻，大伯的大儿子王石林大哥说：“爸爸，您放心吧。”话，沉重而又悠长，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泪如泉涌……

　　大伯，您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