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节摘自《萧公权文集》之《迹园文录》：

　　中国的政治病 

　　中国正害着严重复杂的政治病。一切社会的不安，人民的苦痛，都是这个病的征侯和结果。最触目易见的一个病态是贫富甘苦的极度不均。富者不只是“田连阡陌”，甚至存款充于外国。贫者不只是“地无立锥”，甚至一日三餐难有把握。然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失调症，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腐化症。贫富不均本是私产制度下一个难于避免的自然现象。假如政治比较清明，没有特殊的势力垄断社会富源，赀财还大体上是勤劳的报酬，“公道”还可以补偿不平等的缺陷。虽然够不上家给人足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民还可以各凭才智，自求多福。社会不但可以安定，也可以由个人竞争中得到进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才能够有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现在的中国保持着私产制度，却不能保持资本社会的健康状态。特殊利益侵入了政治，特殊势力利用为众人办事的政治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去为私家谋利益，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Fair Play）的精神几乎丝毫没有。巧取豪夺者往往得到最高的享受，安分勤力者往往受到意外的剥削。不但是一般的农民和公教人员勤劳清苦，就是许多守法循正的工商界人士也在“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威胁之下而有难于生存之感。反之，与权势通声气者却能分沾余润。社会当中产生了一个有质无形的特殊权势集团。在这个集团以外的人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钻营入伙，相助为暴。二是俯首服从，静待危亡。三是大声疾呼，要求改革。走第三条路的人中不免包括一些急进份子。对于现状的愤怒，使得他们言行激烈，甚至“铤而走险”，想用暴力去打破现状。这就是一般人所谓“左倾”。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左倾都是盲从或冥想的结果，有时候它是出于个人切身的体验。笔者曾与一个左倾青年谈话，发现了他所以左倾的下意识根由。在叙述身世之中，他说出了他家道陵夷的经过，在抗战期中他父亲由数十年努力经营而成就的实业被豪门侵夺去了，于是老年人气得一病几死，他的家境便由中富而入于小贫。

　　特权集团独占性的富裕破坏了社会公道，增加了平民的贫困，引起了秩序的不安。他们短期内受到利益，恐怕终久难免受到社会崩溃的祸害。这个情形有点像由于饮食过度而引起的胃扩大病，由胃病而引起的全身营养不良病，由自身中毒而引起的疮疥病。这也像由局部细胞组织反常发展而引起的恶性癌病。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病态。照历来的表示说，政府不是没有求治的抱负。十多年来政府不乏有关抗战建国行宪裕民的决策和方案。然而按其实际，决策方案尽管是堂皇美丽，而一出高级政府的大门便辗转折扣，几乎成为废纸，甚至其中有一部分变为贪官污吏舞弊营私的新法门，抗战期间的经济管制以及复员期间的接收工作便是明显的实例。政府的用意和法令的内容并不一定是坏的，但是推行政令的条件不够，就会使美意良法变质而成为苛政稗法。要想推行建设计划，必须有健全的行政机构和公忠的大小官吏，要想有奉公守法的官吏，必须有严明平正的赏罚，这是为政的起码条件。起码的条件不去满足，却高谈建设，高唱法治，不啻是欺人自欺。——试问若干年来，惩办了几个贪官？几个蠹吏？几个奸商？纵然有之，难免多属“窃钩者诛”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