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面纱下的族群主义 

　　扛着民主主义大旗而策划“占中”和“电子公投”的一些港人，肯定自以为占据了“民主”的道德高地而沾沾自喜。我们也没必要否定其行为的民主性质，只是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而不可告人的一个秘密是，民主主义的背后是一些香港人构建起来的族群主义，不能明示的族群主义驱动着令其陶醉的大张旗鼓的民主主义。建构主义者或许没有纵向的历史意识与横向的现实关怀，当民主主义与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族群主义同时发生时，当民权与族权同时上演时，作为个人权利的民权往往被整体性权利的族权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提出的族群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下位概念和政治范畴。如果说民族主义是民族之间的斗争，那么族群主义则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政治紧张关系。族群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实在，比如我们常说的河南文化、湖南文化、广东文化……但是，当一个族群建构起排他性的文化心理认同而形成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并追逐自己的政治利益时，这个族群就有了准民族主义性质的族群主义，比如民进党所代表的台湾绿营。和民族主义一样，族群主义具有强大的非理性一面。 

　　一些香港人的观念和行为已经是典型的族群主义。在搞所谓的“电子公投”之前，早就出现了轰动两地的一系列事件，比如内地游客在地铁上吃东西而引发的口水战，一个两岁大陆孩童在大街上小便而引发的歧视性“围观”，等等。一句话，内地人是“不文明的北方蝗虫”，而“我们”则是“文明的西方人”。“文明的西方人”要服从“北方蝗虫”制定的政治规则，岂能心甘？ 

　　不是吗，当中央政府颁布白皮书重申“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时，一些香港人怒不可遏，搞起了报复性、对抗性的“电子公投”，族群主义的政治面目暴露无遗。非理性的族群主义还驱使他们去冲击象征着法律尊严的立法机关，还要非法地瘫痪香港经济的中枢地带即中环，一些空姐还要罢说普通话……最后大概要罢喝来自广东的饮用水！ 

　　不得不说，内地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国家这个“大家长”传统上习惯于恩泽八方：当香港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力挺香港；当香港经济不行的时候，我们搞出了无微不至的CEPA并开放自由行……而当大方的施救拯救了香港经济的时候，他们居然搞起了赤裸裸的族群主义。 

　　以准民族主义的族群主义而搞民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历史。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最终来了，即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五四”之后同时发生了，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个人权利即民权简直不值得一提，被族权的车轮碾得粉碎，结果便是众所周知的“救亡”压倒“启蒙”,“民生”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再看看世界文明史和当下的现实，民主主义催生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又刺激着民主主义。今天的乌克兰悲剧就是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演的结果，而泰国的周期性政治动荡则是事实性族群主义即城市中产阶级和北方农民之间的不同的民主主义的冲突。 

　　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历史再到当下的残酷现实，当作为个人权利的民主主义与整体性权利的族群主义纠结在一起时，具有非理性性质的族群主义并不能促进需要理性才能实现的民主主义。 

　　这样的道理为什么也适用于当下的香港呢？如果香港人单纯地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规定的民主路径即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如果香港民主的背后没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内地人固然会支持，有些人甚至会为香港的民主摇旗呐喊。但是，在两地目前的气氛下，一些香港人有自己的族群主义诉求，而内地则有更大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狭隘的族群主义与宏大的“中国梦”是如此不合拍，结果让内地人在感情上无法认同和支持一些香港人的政治诉求。何况，族群主义是伤害人感情的东西，内地人大概在感情上很难支持带有族群主义色彩的政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