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迎春，刘灵，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韩迎春，男，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在理解阐释我国“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基础之上，需要回答二者“能否融合”和“如何融合”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清楚它们的内在关联性，明晰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实践上澄清二者融合的现实价值，明晰它们融合的必要性。最后，就如何推进“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融合展开讨论，夯实基本理论研究，关切实践经验分析。

　　关 键 词：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融合发展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国以来我国志愿精神培育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14BKS120)；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使命”(MKS161006)。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5-0128-06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共同的生活经验而留存在意识中的文化心理积淀，而时代精神是在民族精神陶冶下一个民族所进行的文化选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风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1]。我们既要积极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时也要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是所有民族共有的精神现象，从民族形成之始就一直演绎着自己的价值逻辑。就其一般意蕴而言，它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的总和。然而，各个民族又因政治制度、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等不同，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理解、领悟和表达诉求不尽相同。基于此，我国民族精神的理解阐释应当沿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秉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三维理路而具体展开。

　　从马克思恩格斯视域中的民族精神及其价值看，首先，民族精神对国家、民族、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属于精神体系范畴中积极、进取、进步的因素。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提及的“自我牺牲精神”，就是在争取解放的斗争过程中，犹太民族应当高扬的一种民族精神。恩格斯用“最有理论修养”来表述德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另外，他们还批判了民族精神中消极、落后、粗俗内容的阻滞作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指出：“民族的意志，正如个人的意志一样，不能超越理性规律的范围。非理性的民族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合乎理性的国家组织。”[2]316就是说，“非理性的民族”只能形成非理性的国家组织，且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只有“理性规律”才能促使理性国家组织的建立，并承担国家发展的职能。其次，主张从物质、实践的角度探求事物发展的动因，反对从精神、观念的层面寻找事物发展的本源。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3]580物质实践活动才是民族精神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恩格斯在谈及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时也强调：“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3]223换言之，我们应当用扬弃方法对待传统民族精神。再次，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从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指明了正确处理不同民族精神关系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物质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民族精神的独特性，也自然产生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相互联系交往的互补性又决定了彼此之间的借鉴性，又必然促使互相的交流融合。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题阐述民族精神，但是他们将其民族精神的思想蕴含在被压迫民族解放和斗争的研究中，并把民族精神的解读渗透在民族问题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中。

　　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主体内容及精神看，一方面，形成了以“爱国”为中心的精神内核。屈原投身汩罗江以死报国；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颜元力求“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岳飞矢志追求“精忠报国”；文天祥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都彰显了强烈的爱国精神。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发展史，爱国精神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始终。另一方面，衍生出“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等具体精神。当然，囿于其阶级局限性，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爱国精神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的代理人和顺民，我们只能辩证看待并在批判中继承。

　　从西方学者对于民族精神的主要界说及思路看，一方面，注重于民族精神的历史基础。以黑格尔为代表，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本源就是民族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力求从逻辑和功能上达到对其全面界说，再从“人的自由意识”到“世界精神的现实”形成过程中具体展现。他还认为，由于对民族精神的不同认识，各民族具有相异的自觉性水平，譬如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而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界说民族精神。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注意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民族精神，譬如G.戈尔就认为文化精神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各种行为观念和目的的总和，而W·G.莫萨认为只有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之总和才称得上是文化精神，K.杨则觉得只有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一种“文化模式”或“社会特性”之上才能建筑每个社会。显然，这些西方学者都看到了民族精神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价值，也为我们理解民族精神提供了比较借鉴，但他们都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并带有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色彩，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其实，任何一种民族精神既有优秀、先进、积极的部分，也有粗劣、落后、消极的成分，它们良莠并存且互为交织。一方面，就研究本体来讲，民族精神是一个中性、宽泛的概念，它既指一个民族的全部社会实践，又指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面貌概况、思维方式等内容。另一方面，从培育弘扬来看，民族精神应该是一个肯定性的、正能量的价值范畴，它指的是其中具有进步意义的精华部分，落后的、糟粕的因素不属于民族精神范畴。这就要看我们对其进行“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其中“事实判断”可以客观认识所有的民族精神现象，而“价值判断”则能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精神传统。当然，究竟对民族精神进行“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要以社会背景和现实要求为根本依据。

　　同时，任何一种民族精神既不是一夜间生成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民族精神也有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和演进历程。中国古代，一方面，基于政权更迭与思想变异的影响，历代中华民族精神自然会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其追求真善美和高尚境界的精神不变，只是不同时代的部分内容和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近代以来，一方面，梁启超等爱国人士提出了“国性”与“民德”的命题，以此表达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共同社会生活中逐渐孕育生成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强调铸造“国魂”以再造民族心理和性格，并释“国魂”为“社会魂”或“平等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方面，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就提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问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精神在实践中得以弘扬和提升。最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4]这些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

　　总之，不同的地理条件、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造成了不同民族精神的差异性。同时，不同民族的生存发展又具有某些共性，在历史上有的民族还进行过文化交融。正因为如此，在人类长期实践中，不同民族同构了一幅有同有异、同异交织的世界民族精神图景。

　　“时代精神”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在每个时代的精神体现。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体现民族特质并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这表明，各个国家的时代精神既有人类共有时代精神的一般意蕴又具有本国的特色，具体表征为这种一般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基于此，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演绎表达应当沿着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兼蓄西方先进文化价值观念的三维思路而逐步展现。

　　首先，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而言，在生成上坚持实践的唯物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257一方面，时代精神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实践是其形成的根源；另一方面，它又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实践更是其不断前进的动力。在内容上坚持能动的反映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一样。”[2]72虽然人类的精神生产首要来源于人的物质交往活动，但是这种交往实践却总是一种能动反映活动，因为相互交往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在发展上坚持唯物论的辩证法：“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284一方面，时代精神总归是一定时代的人们共同实践交往的产物，并镌刻着所处时代的深深印迹；另一方面，它有其内在发展的演进逻辑，又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客观精神。

　　其次，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邓小平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5]江泽民强调：“在全党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尊重科学、真抓实干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谦虚谨慎、崇尚先进的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6]胡锦涛指出：“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7]新时代，习近平更是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以此彰显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主体内容，这不仅能够引领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具有塑造作用。

　　再次，需要兼蓄西方先进文化价值观念。西方一直把精神发展看作是一个自我运动的过程，时代精神不过是“绝对精神”在每一个时代的化身，类似于一种“普照的光”。按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等书中表达的意思：时代精神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属于客观精神的范畴；它是每一历史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方向；它决定着一个时代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激励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此外，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许多启蒙思想家也都论及时代精神，譬如爱尔维修从唯物主义感觉论的立场出发，思考精神发展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并将其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环节，但他认为时代精神是“教育不同产生的结果”，仅仅把它看作环境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时代精神既不是由“绝对精神”决定的，也不是“教育不同产生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在社会心理、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反映，它是思想体系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先进文化价值观念也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时代精神有价值的演绎渊源。

　　其实，产生于一定时代社会实践的时代精神必然反映相应时代的实践课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可见，只有那些能够“左右一切个人”的问题才能成为“时代的口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判定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座大山”是那个时代在中国“左右一切个人”的突出问题，于是那个时代中国时代精神的主要内涵就直指这种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左右一切个人”的问题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可见，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精神。从思想角度看，这个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从政党角度看，这个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精神传承和追求，只有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作风的精神才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从社会角度看，这个精神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那些只反映某一部分特殊利益集团的精神都不是时代精神。从制度角度看，这个精神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那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脱离、相抵触的精神都不属于时代精神。

　　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它所反映的总是一定时代的本质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时代精神不断被注入新的元素，改革创新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

　　本论题讨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这两个关键词及其二者融合发展问题，接下来就应该回答“能否融合”这个基础性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清楚它们的内在关联性，明晰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需要从实践上说明白二者融合的现实价值，明晰它们融合的必要性。

　　1.从理论层面看，二者相互作用，在双向互动中互施影响。一方面，民族精神不仅为时代精神提供生长根基，而且为时代精神提供发展动力。时代精神只能植根于民族精神的土壤中，不可能抛弃民族的文化传统从零开始；没有民族精神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根基，时代精神往往难以为民族成员深度接受和认同。一旦失去自我变革、创新、超越的主体基础，时代精神就无法转化成深入人心的精神动力和掌握群众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时代精神不仅牵引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而且赋予民族精神以时代内涵。时代精神不仅以最革命的方式规划民族精神的现状，而且引导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它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脉络路径，更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只有接受时代精神牵引的民族精神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民族精神的价值大小并不在于文化传统的抽象合理性，而在于同现实时代的相容性，民族精神如果不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就不能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作用，只有符合新的时代特点的民族精神才能获得认同并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动力。可见，民族精神在时代精神的生成和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时代精神又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2.二者相互融入，互相成为对方的一部分。一方面，民族精神总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要经过现代人的阐释和解读。民族精神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总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现某一时期的社会景象；每一种民族精神都会在某个历史阶段承担时代精神的责任，它不仅曾经以时代精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在一定时期带动潮流、引领风尚。同时，每一个时期都带着历史标签，人们在解读特定时代的民族精神时，总会显露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情感，不可避免地将民族精神打上当代印记，又都会受到当今时代的深刻影响。回顾历史，民族精神曾以时代精神的姿态推动社会发展；立足当下，民族精神总会显露出现代人的思维痕迹。另一方面，时代精神具有民族性，最终将融汇于民族精神。从自身特征上看，时代精神总会通过某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或行为习惯表现出来而变得生动、形象、具体，它必定以该民族为承载主体并附带它的独特印记；任何时代精神都是该民族的时代精神，脱离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是不存在的。从发展趋势上看，时代精神经历选择、过滤、沉淀、积累等环节，它不仅要保留内在的根本属性并最终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剥离外在的各种表现形式并随着历史的变迁逐渐融入民族精神之中；时代精神从形成之日起就与民族联系在一起，归根到底它就是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的精神。可见，民族精神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积淀和凝聚，而时代精神又都是某些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从实践层面看，对内可以提振文化自信。基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会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习近平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起来以凸显治国理政思想的文化内涵，并且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当前，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而且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的根本之道。可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保持和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精神风貌。

　　对外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一般而言，人们既可以从“硬实力”也可以从“软实力”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二者共同打造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它突出地强调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其主要构成内容。基于此，我国学者在理解和阐释文化软实力时，主要围绕着从其思想作用力和意识形态性两个层级展开，它既指一国在参与国际交往中发挥的精神竞争力，也指在完成既定政治中心任务和捍卫国家主权中的政治思想约束力。从存在状态看，无论民族精神还是时代精神，都是在国家和民族肌体中潜藏但又能迸发出磅礴力量的对象，表征为一种潜在的文化软实力；从本质效能看，它们又是文化中内在的价值范畴和具有规范意义的思想内核，蕴含着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譬如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和团结民族大众作用的文化凝聚力，能够把一种文化所具有的精神魅力传播到对象中去并产生影响的文化辐射力，能够对作用对象产生一定动员调配或约束控制功能的文化控制力，所传播的核心价值信息对异质者产生文化感召的文化同化力，它们在适宜的条件下激励和促进文化再生的文化创造力等等。可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都与文化最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相关联，散发着稳固而有效的文化力，并产生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3.二者也相对独立，互相保持各自的差异性。从理论上讲，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有些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而有的民族精神并不是时代精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传统民族精神，其中可能含有某些不符合现时代社会发展特征和要求的精神因素，不一定都是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有的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而有的时代精神并不是民族精神。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性、恒久性的精神因素才能够最终积淀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成为民族精神必须要经过历史发展的考验和实践的证明。从实践层面看，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和冲突的可能。一方面，时代精神会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必然会冲击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和稳定性。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既保持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又坚持其民族个性与特质。另一方面，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和稳定性，也会影响到时代精神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如果过分固守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和传统性因素，又会影响到对世界优秀民族精神的吸收和借鉴。

　　“如何融合”是推进“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融合发展必须回答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推进二者融合发展呢?

　　1.夯实基本理论研究：弄通“民族”“时代”“精神”的核心要义。关于民族，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0]民族既有表层的、现象的特征，也有深层的、本质的特征，类似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等表层的现象特征只是其本质特征的载体，只有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这种深层的本质特征才是民族自我界定和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志。关于时代，列宁探讨了时代以及怎样正确把握时代的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1]时代是以当时社会形态的主导趋势来区分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综合性概念，这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应当历史地、具体地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认清“全球化时代”这种“时代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我国“改革开放”这样“更为具体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关于精神，作为与物质相对应的范畴，精神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精神包括由人们的大脑活动而产生的诸如意识、情感、意志、思维，以及一般的心理状态等现象；而狭义的精神则是指文化意识中作为内核、灵魂、支柱，并处于深层而又相对稳定的东西。

　　2.悟透“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精神实质。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以及社会意识的结构理论来理解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看，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意识上层建筑和精神现象，只能从产生并决定它的物质生产方式来解释；同时它必须是能够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其他上层建筑不断进步，并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从社会意识的结构理论看，民族精神主要属于社会心理层面，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心理都是民族精神，只有那些稳定的民族心理才有可能成为民族精神；其本身具有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既体现在世界观、价值观等层面，也包括思想观念、理想信念等方面，还包含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内容。另一方面，基于唯物史观及其内含的历史辩证法阐发时代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规律。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征为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生产关系的进步则体现为社会平等化的进展。基于此，时代精神可理解为反映历史发展趋势，推动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持续进步的文明意识；它是先进阶级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发挥本阶级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创造性，积极推动历史规律全面实现的进步意识。由历史辩证法可知，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独立性，就要按自己的规律运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或大或小、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虽然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表现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不断战胜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但时代精神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时代文化中反映生产方式发展要求的部分才属于时代精神。

　　3.更新理念：关切实践经验分析。只有基于民族精神之上的时代精神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3]304-305每一时代的人们总是在既成的社会意识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总会包含着以往社会意识的某些成果，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民族精神更是如此。一方面，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基础，影响着时代精神的思维品质和精神风貌。根源于现时代的社会实践，时代精神具有时代性特征、实践性特征，但它在深层次上还是由民族精神所决定和影响的。另一方面，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更是其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时代精神的主体承担者从来都是一定的民族和国家，因此它总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只有找到与民族精神的结合点才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新的发展。

　　4.丰富内容：以时代精神丰富民族精神的内涵。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代的运用和发展。一方面，时代精神为民族精神增添时代性内涵。除了时代的历史特殊性之外，时代精神还包含着一些带有普遍性和恒久性的精神因素，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将时代精神凝炼为民族精神。任何民族精神都是一定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凝结，在现实和未来的历史发展中，民族精神更需要时代精神的持续融进和充实完善。另一方面，时代精神提升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价值。有些民族精神难免含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就要对传统的思想进行筛选，不断对其加以诠释、改造和丰富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极大地提升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诚实守信等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的时代性价值。

　　5.优化目标：培育基于民族精神之上的时代精神。一方面，创造性转化：既改造民族精神之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又提升民族精神固有积极因素的时代性价值。传统总是与一定历史时代相适应的，盲目继承只能给时代发展增添阻力，譬如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却并不适应当今时代。同时，即便是在当今看来仍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某些中华民族精神优秀品质，也应该得到与其产生时代不同的时代性阐释和解读，譬如对传统“和”思想，既要继承其中的积极因素也要抛弃其中否认竞争、反对革新等不适应当今时代的思想。另一方面，创新性发展：既立足本民族发展塑造时代精神，又面向全球化趋势塑造时代精神。必须首先扎根于本民族的社会发展实践才能确保时代精神向民族精神的升华，只有保持时代精神的民族个性才能实现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紧密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都应当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同时，必须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闭自守的观念，敏锐审视全球变化的态势，密切关注世界发展潮流，在横向借鉴中不断丰富自己，在辩证扬弃中不断提升自己，充分吸收国外各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和历史经验，不断增强时代精神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总之，我们既需要民族精神，也需要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根，时代精神是叶，根深才能叶茂；民族精神是源，时代精神是流，源远才能流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努力推进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发展，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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