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影，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新自由主义话语是当今国际话语舞台的“显学”，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被一些别有用心者拿来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新自由主义话语脱胎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从学术话语、经济学话语、西方话语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话语、全领域的话语体系和全球话语霸权。新自由主义话语其实就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狭隘话语，为全球资本主义化服务，为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秩序服务。这一话语以抽象人性论为前提难以自恰，也无法解决资本社会的根本矛盾，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当前，我们应认清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实质，警惕其话语陷阱，并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关 键 词：新自由主义；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9)08-0077-005

　　近年来，在哲学和经济学领域，言必称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成为一种时髦，迷信新自由主义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教条。新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当代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话语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母语”，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新自由主义话语是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发展而来，并逐渐演变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当前，我们应认清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实质，警惕其话语陷阱，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发展演变

　　话语的生成是一个不断累积沉淀的过程，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走来，新自由主义话语逐渐从学术话语、经济学话语向整个哲学和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断扩展，并成为当今国际话语舞台的“显学”，显示着国际话语霸权的垄断架势。

　　1.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到新自由主义话语

　　新自由主义话语是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发展而来的，自生成之日就带有古典自由主义的“基因”；新自由主义话语是古典自由主义话语的一次畸形复活，是古典自由主义话语的一次极端演化，也是古典自由主义话语的当下表现；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其出场时，就已打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烙印，其“新”就是相对于“古典”而言的，二者具有“家族相似性”。正如乔姆斯基所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顾名思义，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并不新，它的基本思想来源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在维系和滋养着自由主义传统的那些内容。”[1](P37)其实，从新自由主义的英文翻译“neoliberalism”而不是“new liberalism”，就可略知一二。

　　话语的推陈出新绝非易事，话语的创造也非随心所欲，大多是在已有的话语基础之上进行的再创造。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就打着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旗号，以“市场原旨教义”面目出现的。中国古语讲“万变不离其宗”，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宗”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话语。不管话语内容还是话语形式，新自由主义话语都带有明显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印记。从话语内容来看，追求自由、减少干预等都是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继承而来的；从话语形式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主要概念、范畴都来自古典自由主义，如“自由”“民主”“平等”“市场”等。一定程度上来说，新自由主义话语就是对古典自由主义话语的改造，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脱胎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不能完全等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在概念的流变中，很多概念都已经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随着时代发展，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会随之发展、更新。

　　2.从学术话语到意识形态话语

　　学术话语作为思想观念的载体，也可能演变为国家之间思想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武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之间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这一论战还仅仅停留于学者之间。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以扩大政府支出和通过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主导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运行40年。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逐渐失效。此时，陷入困境的凯恩斯主义给了新自由主义以可乘之机，新自由主义话语也迅速崛起，逐渐从边缘话语变为主流话语。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新自由主义话语逐渐完成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从学术话语逐渐嬗变为意识形态话语。

　　“话语‘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即它的内容、形式和倾向都映射着权力，而这种权力关系的系统再现，则成了意识形态。”[2]当有了权力加持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就不再是学术话语那么简单了。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还停留在象牙塔，还只是学者口中的“学术方言”，那么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就走出了书斋，成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语言”。“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新自由主义话语就少了学术的影子，逐渐被包装成治疗各种经济社会顽症，推动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话语，变为西方推行其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工具。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话语与资本主义精神高度契合，更是成为一种“极度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造势。

　　3.从经济学话语到全领域的话语体系

　　新自由主义话语作为一种经济学话语，萌芽于20世纪三十年代，是以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理论话语。但是，随着这一话语登上政治舞台，它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实践话语、一种社会思潮、一种价值体系。新自由主义话语早已超出了经济学领域，并不断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扩展深化，变成了一套全领域、全方位的话语体系。“华盛顿共识”不仅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话语从学术话语嬗变为意识形态话语，而且也标志着这一话语在全球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崛起。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时，其话语也逐渐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深化，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

　　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中，“市场”“私有”“自由”“效率”等概念不断从经济领域泛化至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各个领域。正如大卫·哈维所说：“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3](P4)新自由主义仿佛拥有了无限的魔力，世间一切万物都可以“点石成金”，但结果却是不令人满意。其实，当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国家主流经济学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学话语，而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图和目标。经济上新自由主义话语为政治新自由主义提供辩护，同时政治上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为经济新自由主义提供保障。

　　4.从西方话语到全球话语霸权

　　虽然新自由主义话语脱胎于古典自由主义话语，但新自由主义话语却将古典自由主义的话语边界扩展到了全世界，从西方话语逐渐扩展到全球。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欧国家纷纷掀起了自由化、私有化的改革浪潮，新自由主义话语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而“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不断完备使其迅速向拉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等发展中国家蔓延。加之，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的“保驾护航”，使这一话语迅速成为世界霸权话语，并“碾压”其他话语。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新自由主义话语一家独大，成为国际垄断话语，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其实，话语权力与经济实力是呈正相关的，经济实力决定话语权力。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资本决定权力。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话语权。西方国家凭借着强大的资本优势，早已将话语权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中，成为强势话语，并向发展中国家渗透。

　　二、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实质

　　新自由主义话语究竟是谁来说的，代表了谁的利益?这一话语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作为当代世界话语舞台的“显学”，需要我们对其实质进行探究。

　　1.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扩张服务

　　任何一种话语的言说都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和意志，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出场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垄断走向全球垄断的现实需要。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官方语言，其本质上就是站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立场之上，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

　　话语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4]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必然也支配着这个社会的“话语力量”，经济上的垄断也铸就了话语的垄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就是凭借着经济优势，打着“全面市场化”“经济自由化”旗帜，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并向其倾销商品、掠夺其资源。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对外输出，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自由”“市场”等概念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尚方宝剑，可以剑指任何存在政府干预的国家，其实质不过是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民主”“平等”等概念让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成为世界警察，可以插手任何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其实质不过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攫取剩余价值服务。新自由主义话语“是20世纪末以来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大规模阶级复***确立全球统治的主要工具”。[5]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输出，最后的赢家只有一个——国际垄断资产阶级。

　　2.为全球资本主义化服务

　　新自由主义话语自生成之时，就带着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使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新自由主义话语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借助新自由主义话语，极力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规制”世界，其实质就是将资本主义价值观向全球推广。冷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举起“普世价值”的大旗，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千方百计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极度不对称的话语格局下，强势话语不断挤压、侵蚀着弱势话语。长此以往，弱势话语因不敌强势话语，其话语权不断被压缩，甚至可能发生蜕变或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话语，社会主义话语不断受到挤压，长此以往必然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苏联解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话语作为思想观念的载体，是国家之间思想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有力武器。话语权本质上就是思想统治权，[6]西方资本主义对发展中进行话语渗透，其目的就是为了谋求思想统治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话语上的霸权，通过控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打着援助的旗帜，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话语渗透，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他们将新自由主义标榜为解决世界任何国家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用所谓的普世的“自由”“民主”想当然地认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其实，这一所谓的国际惯例不过是西方国家自导自演的一场戏，新自由主义话语不过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侵略的工具。希法亭就曾指出：“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7](P397)其实，不管新自由主义如何鼓吹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一体化”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不管新自由主义话语如何乔装打扮，都是要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以自由之名，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扩张合理化。

　　3.为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秩序服务

　　国际话语格局本质上就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话语舞台上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是以话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国际格局。“话语的权利总是与物质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经济权力连属，二者不可分离。”[8](P33)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全球的兴起，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9]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新自由主义话语就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工具。这一集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于一体的话语体系成为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重要的“武器”。在当今世界“中心—边缘”话语格局之下，凭借着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在世界话语体系的中心，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在这一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国家间的交流是不对称、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无权、无语的状态。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新秩序不过是维持“中心—边缘”二元格局的永恒存在。

　　其实，这种秩序其实质就是资本主宰一切的秩序，是为资本服务的。“新自由主义已经登临全球思想、政治和经济力量之巅，所有这些力量都可被动员起来去实现让全世界的人都服从资本的判断和道德的新自由主义计划。”[10](P75)美国等国家拥有世界秩序的话语权、阐释权和实践权，他们所谓的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其实质是服务于资本的扩张，让资本主宰一切。

　　三、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未来走向

　　话语有始有终，新自由主义话语最终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走向终结，这一已经被证实存在缺陷的话语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亡。

　　1.新自由主义话语本身存在局限性，难以自洽

　　首先，新自由主义话语是一种唯心主义话语。这一话语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概念，是从概念到概念逻辑推演。新自由主义话语预设的前提是抽象的人性论，这也是其话语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曾指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11](P6)很显然，新自由主义话语有这样的错觉。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个人”并不是指现实的人，而只是概念意义上的人，是虚拟的人。此外，这一话语“逻辑地”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政府调控”，是用概念来否定概念，是立不住脚的，只能是空谈。其次，新自由主义话语自身带有的阶级局限性。新自由主义话语撇开了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这不过是为了掩盖其所说的“自由”的资本主义本质；“撇开国家的阶级性，抽象地谈论国家，不过是为了掩盖其所说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实质而已”。[12]新自由主义话语“把资产阶级的人性冒充为全人类共同的人性，由此推论出仿佛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阶级的结论，这种做法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13]新自由主义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是一种虚幻的、狭隘的话语。

　　2.新自由主义话语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新自由主义话语这一话语体系根本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硬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实，不管是古典自由主义话语，还是凯恩斯主义话语，抑或是新自由主义话语，它们的轮番登场不过是为了方便资产阶级在不同时代条件下进行更好地剥削，绝不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全面私有化”极力推崇私有制，这不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反而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因为这样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诚如美国纽约州大学教授塔布所说：“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在新自由主义霸权强盛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14]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解决绝不是全面市场化、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所能够解决的。这一话语的出场只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表面问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新自由主义话语是少数人用来剥夺多数人利益的工具

　　新自由主义话语代表的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15](P6)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的话语。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少数国家的自由，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中国古语讲，“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种虚假的话语将随着实践的推移，逐渐失去其追随者，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新自由主义话语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话语，是“要把经济力量恢复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计划，势必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民众支持”。[16](P50)因此，新自由主义话语必将被大多数人的话语所取代，走下神坛。哈耶克曾说，从长远看，忽视多数人权力的限制不仅会破坏社会的繁荣与稳定，还会摧毁民主制本身。同样的道理，忽视多数人利益的话语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最终只能自我灭亡。

　　四、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中国应对

　　1.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陷阱

　　新自由主义话语是一种带有欺骗色彩的话语，是“两面派”的话语，我们要警惕其话语陷阱。首先，我们要划清新自由主义作为学术话语和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界限。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传播中往往强化其经济学属性，看似是经济学话语，实则是西方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自20世纪80年代成为西方的官方话语之后，新自由主义话语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其每一个细胞里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我们“不能将作为学术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范式化的新自由主义等同”。[17]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作为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批判、借鉴和吸收；但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抵制。如果将新自由主义话语不假思索的“拿来”，最终我们只能落入新自由主义话语的陷阱之中，沦为西方的附庸。

　　其次，我们要认清西方国家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双重标准。西方国家一方面宣称“全球化”，一方面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标榜“市场化”，一方面又采取政府调控。正如有学者所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推销给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而他们自己是不实行的。”[13]再比如说“人权”，他们总是“高标准衡量别国，以最低标准要求自己”。[18]很显然，这些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险恶的用心。我们要认清这种话语陷阱，“自由”“市场”“人权”不过是幌子，肆意歪曲任何他们不喜欢的国家，获取利益才是最终的目的。

　　最后，我们还要弄清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变种”。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新自由主义话语逐渐式微，但其仍然在寻求“新说法”来加速话语的重构。这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我们要弄清这些变种，才能不落入话语陷阱。比如，20世纪80年代，科斯将产权私有包装成“产权明晰”，直到被一些中国人接受后，他们才声称：“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断言：“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有制的体制。”[19]这种陷阱更加隐蔽，我们更得擦亮眼睛。

　　2.勿用新自由主义话语解读中国实践

　　任何一种话语都有其生长的土壤，私有制就是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土壤，这与实行公有制的中国是不可混为一谈的。我们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话语解读中国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别有用心者将其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全面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市场化”是指一切社会资源的市场化，包括生产要素、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在内。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资源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一切资源”，而是一般性的资源，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是决不能实行市场化的。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更是给了别用心者以可乘之机。他们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话语来否定中国发展模式，甚至将中美贸易摩擦归咎于中国的政府干预和不完全的市场化；他们或是妖魔化中国的国有企业，要求“国退民进”，或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美国的险恶用心其实已经昭然若揭，就是要推翻中国的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让中国纳入美国支配下的国际秩序中。

　　我们也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话语解读中国的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例，别有用心者用供给学派的观点来解读，将中国这一改革曲解为供给学派所谓的走私有化、全面减税、全面否定需求侧管理，殊不知中国的改革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追求的是供需结构的平衡，减税只是改革的一个手段。再比如说，中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人将其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全面私有化”。其实，二者具有绝对的界限，不能一看到中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鼓吹中国要实行新自由主义，大肆宣扬中国要实行私有制，这是居心叵测。总之，我们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话语来解读中国实践，因为这样只能混淆视听，误导中国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我们更不能用中国的实践去套新自由主义话语，因为这样只能落入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圈套，最终成为其附庸。

　　3.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就要有新时代的声音。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20](P390)面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不断侵蚀，是时候拥有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了。

　　首先，我们抓住构建话语体系的时代机遇。当今时代，西方文明逐渐暴露出其缺陷，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也开始逐渐被消解，这些都为中国哲学开启新的文明创造了契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1](P8)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需要话语而且能够产生话语的时代。而这一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借鉴其他话语体系之所长，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真正扭转“西强东弱”话语格局。

　　其次，我们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诠释好中国经验。任何一个国家的话语都是内生性的话语，都是在国内问题的基础上生成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救不了资本主义国家，更救不了社会主义中国。中国要发展，需要建构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实践”“中国方案”，这些都是对“中国问题”的最好回答，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将这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凝练成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最大现实。“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文明对话”这些都急需用理论去说好。在中国问题上，中国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应增强话语意识，主动将对中国问题的解答符号化、概念化，形成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这才是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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