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主张。以明代公安派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文学观和清代袁枚的诗论为代表。核心在于提倡文学作品抒发性灵，表现真情实感，崇尚自然天籁；要求摆脱羁绊，不拘格套，反对模拟，反对雕琢，是当时自然人性思潮在文艺上的一种表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习惯上将袁枚的诗歌理论概括为“性灵说”，且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称为清代四大诗歌理论流派。

　　“性灵”本意指人的心灵，较早见于南北朝诗文论。如颜延之《庭诰》有言：“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还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说：“古之为文者，所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都对性灵说产生过很大影响。

　　性灵说作为特定的文学理论主张出现在明清时期。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发展，兴起一股要求冲破礼教束缚，抒写人间真情，表现自然人性的文艺新思潮，公安派三袁的“性灵说”是其代表。他们在李贽的童心说、焦竑的“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雅娱阁集序》）等观点的影响下，建立以“性灵”为中心的文学思想。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赞扬其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中道《阮集之诗序》也说，袁宏道论诗“其意以发抒性灵为主”。公安派性灵说的主要内容，一是主张抒写真情，“任性而发”，反对粉饰蹈袭；二是强调识时创新，提出“穷新极变”的原则，反对复古模拟；三是提倡自然之美，向往天然之趣，以平淡、天真、本色为美，反对雕琢堆砌。性灵说体现了反对理学禁锢，要求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

　　清代性灵说的代表人物是袁枚，他的诗学以“性灵”为核心，并将“标举性灵”提到“诗之道”的高度，视性灵为艺术发生的本源和艺术魅力的根本。其《随园诗话》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的性灵说在前人基础上有较大发展，针对当时诗坛上守格调、主修饰和掉书袋的流弊而发。其“性灵”包含性情、个性、灵气等多重含义。在主张抒写真情、反对抄袭模拟方面，袁枚与公安派比较接近，但袁枚的性灵说更强调个性、灵机、美感与艺术性，内涵更丰富，也更为流行。其理论特点之一是主张真情与美感结合，要求诗人不失“赤子之心”，认为佳作应有夺目悦耳、味鲜趣真的美感：“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话补遗》）特点之二是主张天然与个性结合，推崇天籁化工之作，指出“诗如化工，即景成趣”，提倡独创性，主张诗歌中有我，认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在《续诗品》中专列《著我》一章，要求自由地表现诗人个性。特点之三是主张才气与学力结合，他认为创作需要灵气飞动，天分才气，所谓“天性多情句自工”；他提到的“灵光”、“灵机”、“兴会”、“神悟”等都近于审美灵感、直觉。同时他也重视学问人工，认为学古人而不泥古，故能补救公安派流于浮浅的偏向，而以丰富的审美感受与灵巧的想象构思，让真情实感自由流露，才能达到天性自然之美。

　　性灵说代表了明清时期文学要求自由抒发心灵和注重主体个性的积极倾向，促使文艺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回归民间真情，回归自然人性，打破了传统理学的偏见，肯定了爱情诗歌，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心声。在乾嘉时期，“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例如袁枚的弟子杜克俊赋诗：“敢望高人启性灵”，另一弟子樊绐堂写道：“待索灵根再学诗”。可见性灵说影响一代诗风，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现代作家还曾推崇性灵说。但另一种观点则批评性灵说过分强调心灵和表现闲情逸致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