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世道人心习兹在兹，为人为学不可逾越底线，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身为学者，心中有道，慎独慎微，自可做到临事有度、处变不惊。 

　　欲论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不可不提。时人谓其“以王佐之才，为圣天子辅，启心沃心，兴起鸿业，天下莫不想望其风采”。在其去世十余年后，康熙帝仍“每念旧劳，不忘于心”。可见熊赐履在清帝乃至世人心中的位置。

　　然发生于康熙十五年（1676）的嚼签案，既是熊赐履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也切实地影响到了世人对以理学自居的熊赐履学问人品的评价。《清圣祖实录》载有其事，大意如下：

　　陕西总督哈占上疏奏报查获盗贼事，开复疏防官，疏下内阁，大学士熊赐履误票拟为“三法司核议具奏”。康熙获知，令人查问。熊赐履欲掩饰己过，竟私取草签嚼毁，将大学士杜立德票拟另疏草签，扯去纸边，改写小字，欲委咎于杜立德。事发，吏部议复熊赐履殊玷大臣之职，应将熊赐履革职，康熙许之。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描述此事更加生动具体，然其大略不出《清圣祖实录》所记。此事熊赐履“误票”在先，为掩己过，一时糊涂，嚼签另疏，希图诿过于人，孰料东窗事发，最终罢官免职。在康熙时代，熊赐履既是当朝大员，又是理学名家，占据着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制高点。如果仅仅是“误票”，以康熙帝的信任，熊赐履似不至于沦落到罢官免职的地步；错就错在熊赐履自保心切，临事失度，方寸大乱之下做出了违反为人为学基本底线的行径。这也难怪其政治对手始终抓住此事不放，对其百般窘辱。《日讲四书解义》本为熊赐履所作，但当康熙十六年书成刊刻之时，尽管康熙帝主张熊赐履应列其名，但大学士索额图、杜立德、冯溥等坚决反对，认为熊为“名教中罪人，不应刊名”。听闻此事，熊赐履不禁哀叹，“世事至此，岂不令人永叹！”

　　今之学者所处之境，与熊赐履所在的康熙时代已是天壤之别。然世道人心习兹在兹，为人为学不可逾越底线，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身为学者，心中有道，慎独慎微，自可做到临事有度、处变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