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和生活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尤其是政治抒情诗，自我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特色，让个体自我通过社会实践而与“类”的自我实现融合，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一种自我表现

　　在中国现当代诗坛，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是一座巍峨的高峰。他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强音，而不去咏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回延安》《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无不如此。

　　多年来关于贺敬之诗中的“自我”问题，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对于“诗人失落了自我和独立的精神”等说法，我难以苟同，恰恰相反，我认为，贺敬之的诗——尤其是政治抒情诗，不仅自我形象鲜明，而且还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特色，只不过这是一种让个体自我通过社会实践而与“类”的自我实现融合，即个别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一种自我表现。

　　黑格尔首次系统提出“类”的概念。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类”意识，并强调“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这是因为人类“自我意识”（“精神”）的奥秘在于它能把自我当作对象，也能把对象当作自我。简而言之，个体与对象的统一就是“类”。马克思将“精神”概念落实到人的社会实践上，形成了社会实践与自我表现的辩证统一，这对我们理解贺敬之诗中的自我与自我表现的独特性极有价值。

　　贺敬之毕生的诗歌事业是一个由个体自我通过革命斗争为主的社会实践，完成“类”的自我表现的过程。从他诗歌境界的总体格局来看，作为抒情主体的个体自我与社会实践体现出一种广延性、理想性、持续性与回环性的关系，并在这四层关系的有机构成中显出了“小我”与“大我”不断作双向交流中的“类”的自我表现。

　　贺敬之的诗来自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和缔造新中国的斗争生活，个体自我的忧乐与革命集体的命运始终紧密结合。在他最初的诗歌中，个体自我表现近乎本能地转向“类”的自我表现。《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写于诗人16岁，诗中，自己“来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步就是“踏着/——这一片漆黑的大地”，当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时，“我”历尽艰险来到红旗牵引的“行列里”，“我的肩，/擦着同志们的肩，/同志们的肩，/擦着我的肩”——经历了这个由个体自我转化为“类”的自我的过程，我的心“热烈地燃烧”了。这一抒情思路在《放声歌唱》中有更开阔的展开，诗中说自己是“在我们亿万人/肩并肩、臂挽臂/前进的/行列里”终于“长大成人”的。“行列”是贺敬之诗歌创作的核心意象，也是个体自我通过无比广延的社会实践而融入“类”的自我的中介性意象，生存在“行列”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真正的主体间的关系，“人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的生活世界得以建立起来。人的感觉充满了属于人的“类”的特性，它可以传达，可以沟通，可以共享，具有“人同此心”的共通感和广延性，它并非源自黑格尔抽象的理性或者费尔巴哈的自然天成的“理性、爱、意志力”，而是人在后天通过与他人他事建立广泛性联系并在这样广延开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历史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