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代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批评家和作家尖锐地提出，有些当代文学作品越来越低于现实生活，甚至认为“现实生活本身比当代文学要精彩得多”。这无非指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比文学想象更扎实更厚重更精彩；二是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对现存冲突的解决远远低于现实生活，不能扣人心弦和启人深思。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界三种创作倾向。一是有些作家不是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激流，而是远离生活，向壁虚构，作品不仅鲜能震撼人心，而且缺乏历史激情，完全无法与现实生活相比。二是有些作家在解决现存冲突时不是高于现实生活，而是低于现实生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的智商。这些文学创作既不能对现实发展知微见著，也没有画出当代人的灵魂。三是有些寄生在当代历史碎片中的作家执著于躲避崇高和挖掘自我，甚至陶醉在杯水风波中。这些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低于现实生活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认为有些当代文学作品低于现实生活，既不是颠倒了文学想象与现实生活的辩证关系，也不是否定文学想象，而是对当代文学向下坠落倾向的强烈不满。这就是他们坚决厌弃那些向下坠落或低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呼唤放飞文学想象的力作。

　　其一，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生活现象即使很精彩很魔幻，也是局部的。作家如果反映这些局部生活，就必须去粗取精、去芜存菁，就必须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超越局部把握整体。这种典型化的过程是离不开想象的。想象不仅有助于作家超越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的局限，而且有助于作家在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看到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说，没有想象，作家既不可能把握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也不可能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现在有的作家虽然认为作家是人民的一分子，作家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写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但却强调如果作家从表现自我出发，如果能够超越个人恩怨，那不过是作家的痛苦和时代的痛苦碰巧是同步的，而不是作家应负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作家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和整个社会生活是分不开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家绝不能局限在这种感受最强烈的地方，而应从这种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出发并超越它，否则，就很难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本质方面。比如红学研究的分歧，绝不是表现“大我”与揭秘“小我”的差别，而是把握整体与把握局部的区别。李希凡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虽然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解开了作家之谜，但却混淆了素材与创作的关系，认定《红楼梦》是写的曹家家事——“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把这部伟大文学作品完全归结为“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仿佛《红楼梦》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家事纪实。考证派红学在一定程度上孤立把握了社会生活的局部。而李希凡则认为，《红楼梦》真实而深刻地概括和描绘了封建社会生活，是对封建社会末世的整体反映，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是力图把握整个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局部是整个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作家虽然不能轻视局部生活，绝不能局限于一己之我、瞬时之我、碎片之我，而应超越局部生活，从而把握整个社会生活。这就是说，广大作家不能局限在自我世界里，而应自觉地把审美超越和现实超越有机结合起来。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反对艺术家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认为那些优秀的人如果逃避到自我世界里，绝望地对这个沉重现实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并把这种自私自利的、胆怯畏缩的感情引为骄傲，轻蔑地看待那个不值得他们感到痛苦和欢乐的社会；盘踞在自己的幻想城堡的收拾得很漂亮的楼房里，透过五彩缤纷的玻璃来看世界，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就只有才能的毁灭这种结果。(见《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598页。)向下坠落是才能的毁灭。当代文学绝不能向下坠落，要在深入把握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向上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