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通过否定给人以理想

　　我所认定的文学，首先应具有否定的力量。

　　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全球化、现代化进程既带走了物质的贫困，但也带来了物性对人性的宰制。人们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觉得没理由不肯定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一方面又真实地感到生活给你的经常不是着急想要的，所以表面淡定，内心纠结。

　　其实有些作家也一样，所以干脆去写财富欲望或穿越盗墓。那种内容上的商品化倾向与形式上的技术化操弄，是人向物性投降的最明显的证明。

　　我们说，消费社会，文学与商业的关系变得密切自难避免。但文学毕竟不是手艺活，它提供给人的应该是自由的舒展与灵魂的拯救。当然，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作者可多方尝试，不一定非要宏大叙事。但再怎么尝试，都不该作精神撤防，忘了与这种现象抗争。但不幸的是，对这些现象，许多人视为当然。

　　这让我想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做的“熟知非真知”的判断。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为人真正所知，是因它熟得让人失去了对其作认真审视的兴趣与能力。人们对生活就是这样，自以为日日置身其中，最是熟悉不过，对当下流行的物质生活更是如此。但果真是这样吗？我看未必。有些人是将“生活”与“生存”搞混了。人的生物性存在叫“生存”，创造有意义的生存才是“生活”。你不认真审视每天的朝九晚五、三饱一倒，就只是“生存”不是“生活”；你以物质成功为唯一成功，追求精神为昧世悖情，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已经死了。

　　好的文学会提醒你注意这种区别。一方面它能表现生活的负面，适度地容忍，还它以世俗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更能否定它们，让人看到它如何的不合理，从而至少在读的那一刻，把自己交给理想与信念。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上来透口气》，对英国社会贫富不均的抨击，对中产暴发户附庸风雅的揭露，就让人看得到道义的力量。此所以，鲁迅讨厌“翰林文字”，爱尔兰诗人肯涅利曾说：“倘若你想挽救这个时代，那么揭露它，揭露它的骄傲自满，缺点怪癖，以及假道学”。也所以，尼采会说：“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容忍现实的”。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会坚持艺术应表现社会的不公与人类的痛苦，并要求其保持否定与颠覆的能力，成为社会的“一种救赎”。今人为物欲束缚，名缰利锁，通体不得自由。文学因此应该让人挣脱这些羁绊，向上仰望无限星空，获得属于人的精神自由。

　　但遗憾的是，有些作家抱着世俗化的态度，放低姿态写作，不仅忽视文学有否定的特质，还进而投入其中，或为结盟市场，向码洋投降；或为取媚世俗，作精神撤防。他们忘了，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文学几乎从来是站在生活的反面、监管与纠正生活的。只有通过否定与批判，它才可能使社会保持健全的理想，同时因与生活的反差，成就自己的价值。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文学不能赞美。而是强调在任何时候，文学都须对生活保持一份警惕，尤其拒绝与世俗同流，更不能向愚昧和丑恶低头。有时，为了维护纯善与真美的价值，甚至还须无视潮流的变化，抛弃和谐的外观，与大多数人相左，跟当下生活对立。因为从根本上说，生活并不总是一个合理的展开过程。有时它还催生罪恶，引人堕落。作为存在，它或许是合理的，但合乎人性吗？合乎美吗？文学要追问这些。所以文学不顺应生活，而经常站在生活的反面，是文学的性质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