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浩然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创作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作品，他是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时，作为“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中那极为特殊的“一个”，他也成为当代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位创作生命与时代的沉浮紧密联结的作家，因经历的特别，成为“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其作品交织着当代文学的某些规范、观念、教训和矛盾，浩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集结、淤积着一个时代的问题。“争议浩然”也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因此，走近浩然，尤其是走近“文革”中的浩然，探讨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及其成因，我们“重新评估”的不止是一个人，更是一个人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文学。

　　对于浩然在“文革”中的表现，不少人持批评态度。批评的一种逻辑是，在多数作家遭受迫害，被迫终止创作的岁月，只有浩然等极少数作家春风得意，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尤其是由于种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浩然写出了《西沙儿女》《百花川》等迎合高层要求、图解政策路线的文学赝品，让浩然备受诟病，在“文如其人”的强大传统惯性思维下，不少人指责浩然应当反省和忏悔。笔者认为，与其陷入此类“泛政治化”的争议，不如重返历史现场，认真分析浩然在“文革”中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

　　追溯“文革”之初，浩然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心理之一，便是与文艺界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的冲突。1965年，长篇《艳阳天》脱稿，这一年周扬等人要求浩然下乡参加“四清”。年轻气盛的浩然急于在城里写作，与作协的领导发生龃龉。后因一次文学报告的提问中牵涉到“三家村”，被人揭发，原本准备受检查的浩然，却阴差阳错被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对此，浩然曾争辩到，“对大多数作家和同志采取了保护的态度”，老作家古立高也说，“当时我感到，浩然太骄，跟日常接触时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至于众人关注的焦点——浩然与迫使老舍自杀是否有直接关系，尽管浩然在接受陈徒手的采访中对此有过表述，却未能说清楚他与老舍之死无关，他人所掌握的资料更不易解脱老舍之死与浩然的关系，是故“此事当然也就仍以疑窦留待历史最后定夺”。

　　不久，据浩然回忆，“文联被‘砸烂’，我和全体同志被当作‘黑店’的伙计赶出大院，接着挨整，肃‘黑线’的流毒，最后灰溜溜地下放劳动。”浩然在顺义、承德等地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埋首创作《金光大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江青的重视而日渐活跃。浩然曾自述，从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被她(江青)利用，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浩然后来被指认为江青 “宠侍”的文臣，并因此在“文革”后受到清查，因此，爬梳史料尽可能地还原“文革”中浩然与江青交往的真相不无意义。

　　浩然最早引起江青的注意，是当时北京京剧团要改编《艳阳天》，江青审读完小说后留下最早的好印象。几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并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大加称赞，她曾在文艺会上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正是看中了浩然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西沙海战胜利后，1974年正月初二，浩然等被江青指派慰问前线军民，创作了诗体小说《西沙儿女》。小说中，浩然因为引用了江青“庐山劲松”的照片，并塞进了“诗报告”中的名句“把侵略者赶出去”，被批评为对江青阿谀奉承，把江青隐喻为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

　　其后浩然的大部分精力用在继续写作大部头《金光大道》。1975年9月，浩然应江青之召到大寨开会，之后写出颂扬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浩然自述，在这次集会上江青“追查所谓‘谣言’(被人称为吕后、武则天)，疯子一般地骂人，逼《创业》的作者给毛主席写信承认‘错误’，说那实际上是反攻的信”， 这些都让浩然反感并警觉。这是浩然最后一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江青，也是他对江青重新认识的转折点。据陈建功回忆，“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偷偷对我说江青是疯子，胡乱骂人，我听了毛骨悚然。浩然说，我没办法，不能不去。”随后，迫于压力，浩然又参与了电影《井冈山》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