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曾说：“中夏政制，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姓无等，四曰除授有格。”（《菿汉雅言札记》，但焘记述）

　　中国历史上并未如耶、囘诸国一般，以上帝名义发动宗教战争，杀人盈城，流血漂橹。个中原因，端在宗教不干预政治。而宗教之所以“不奸政”，在于中夏文化中并无绝对的、一元的宗教真理观。多元宗教观的基础，则在“变”的宇宙观，《周易》一书，即爲其代表作。既然万物皆在流行变动之中，现象界的背后并无固定不变的本体界，当然就谈不上亘古不移的“规律”或“真理”。此即《周易·系辞下》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变所适”。（陈梦雷的解释颇能得其要领，云：“典，常也。要，约也。‘不可爲典要，唯变所适’，所贵变易以从时也。”（[《周易浅述》卷七]）西方哲学中的“本体”（substance），依《周易》之见，即是不变动的“典要”。而《易》所主张的，则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中国文化传统中多元观的哲学基础即在于此。孔子所谓“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是儒家多元观的体现。

　　传统中国之为“大一统”，已二千年有余，似无价值多元之论。然而细察先秦以来思想之史，可知事实并非如此。《论语·微子》载，孔子论伯夷、叔齐的立身宗旨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而“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伯夷、伊尹均为儒家传统中的贤人，孟子以爲，“二人不同道”：伯夷是“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伊尹是“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立身态度可说截然相反。至于孔子本人，则不拘一格，“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自谓所愿学者，乃在孔子。（《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见，儒家主流的孔、孟一派，认爲各人的立身处世可以殊异，当视己身情况及环境条件而定，然而不害其同为贤人，同为后人所景仰，同为孔门所接受。而最高的境界，则是不拘一格，“无可无不可”，亦即《易·随卦·彖辞》所谓“随时之义”。

　　至于孔门对羣体中多元立场的看法，则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何晏注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皇侃疏曰：“‘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君子之人千万，千万其心，和如一而所习立之志业不同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七）解释甚爲简明扼要。清儒刘寳楠进一步指出：“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义者宜也，各适其宜，未有方体，故不同。然不同因乎义，而非执己之见，无伤于和。”（《论语正义》卷十三）

　　所谓“心和”，就是对与己不同的立场，能理解，能同情。然而人各有心，人各有志，“所见各异”，“所习立之志业”亦各异。此乃人间世的基本事实，必须尊重，切不可强求一律。

　　儒家多元观的要义，由此可见，即各人禀赋不同，环境不同，“所习立之志业”自亦有异，岂可强求一律？所谓义，并非指抽象而固定的教义（即所谓有方体），而是“各适其宜”。所谓未有方体，正是《易·系辞》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

　　儒家“和而不同”之说，可分两个层面。一是“无适无莫”，二是“忠恕一贯”。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