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如何读懂身处的时代？8月20至21日，围绕着“读懂时代”这一主题，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望道讲读会”在上海书展期间连续举办四场学术论坛，邀请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名家，分别从“G20与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新改革年代的中国经济”、“全球性百家争鸣时代的中国学术”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长征’”这四个论题，全面解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G20峰会将于9月4日-5日在杭州举行，这是G20首次将峰会举办地放在中国。作为本届G20峰会的东道主，中国应当与其他国家共同会诊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方案，“不仅要搭好台，更要唱好戏”，这是望道讲读会2016年上海书展特别活动第一场论坛“G20与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的专家们的共识。

　　论坛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学术月刊》杂志社、《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承办，上海市哲学学会、上海市经济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

　　中国前驻德国资深外交官、前驻奥地利大使杨成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洁勉，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上海市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副理事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分别作主旨演讲。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林牧茵主持论坛。

　　“我们应当将本次G20峰会的举办放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中来认识。”中国前驻德国资深外交官、前驻奥地利大使杨成绪先生在论坛开幕辞中提到。他指出，自美国充分认识到亚洲的重要地位，在战略上重返亚太以来，一直采取各种方式围堵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与东盟国家施加的压力是不间断的。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明确表明了原则立场，拒绝了仲裁案，提出相关国家友好解决，但仍然承担着种种的威胁和压力。我们只有抱着不怕战争不怕威胁的态度，才能够避免战争、保卫和平。他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越来越多人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种作用。我们在G20峰会中，有必要也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谋求更多的合作共赢。

　　G20要回应“世界关切”，更要提出“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这个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黄平在主题演讲的开场，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治理”原本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应对公共性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与国家的界限被打破，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共同的危机和风险，比如资源瓶颈、恐怖主义，“治理”的主体到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国际组织都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治理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解决国家内部的公共问题，而扩展到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不确定性、流动性成为一种常态，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特点。原有的体系和规则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国际关系正在重建，规则体制正在重构。中国一贯主张开放共享，从建国之初提出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到今天一带一路提出合作共建，就是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起，共同建构全球治理的新秩序、新规则、新体制。

　　中国在G20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次G20峰会，我们不仅是主办方，更应当借此机会发出中国的声音。黄平认为，开好这次G20峰会的两大要素在于：第一是世界关切，在G20层面不能只讲中国最关心的事，不能在这个时候只讲中国关切，更不能只是大国关切，西方关切，要回应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命题。第二是必须要有非西方或者是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如果没有中国方案，张罗得再好，也只是搭台。“世界关切”加“中国方案”是我们成功举办G20峰会的保证。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保持独特性与增加全球共性

　　全球治理面临哪些困境？中国能否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洁勉在主题演讲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由西方国家提出的现代意义的“全球治理”，正面临着理念和理论、知行分裂、制度和战略这三方面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存在“美欧中心论”的导向；全球热点问题有增无减、国际协调有时候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制度和机制明显滞后于形势的发展。针对这三个困境，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特点是：从整体性、道义性和目标性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致力于知行合一，以行促知，以知促行；强调更加公正合理地建章立制、强调务实践行地推进、强调以身作则地示范。

　　中国全球治理的方案也面临着问题和挑战，首先是在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准备不够、实践不足、经验不多、队伍不强，我们应当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跳跃式进步，又必须脚踏实地。其次是国际影响和全球意义的挑战，中国特色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必须使中国特色具有更多的国际意义，国际影响，保持我们独特性的同时增加全球共性。再次是全球治理任务繁重、变化多端，而中国的能力与面临的任务差距十分巨大，因此不能四面出击，应该抓住重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做出有代表性的贡献。

　　全球治理关键：构建多种文明并存的国际体制

　　国际关系正在重构，国际体制也需要重建。建构什么样的国际体制，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在主题演讲中，首先追溯了国际体系：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再到雅尔塔体系的发展历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至上”的原则，但并没有减少战乱；维也纳体系使欧洲总体上维持了一百年的和平；雅尔塔体系主张大国合作主导世界，至今还在沿用，但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今的世界形势。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冯绍雷认为，维也纳体系是一种多种文明并存的体制，对未来的国际体制建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国际上出现了众多建构未来国际体制的设想，中国也提出了“天下秩序”的构想，主张以中华文明的高度、超越民主国家的界限、以天下一家的情怀创造一种国际秩序，这与维也纳体系的理念有着相通之处。我们的构想应当与G20、一带一路等问题接上轨，以体制性的和非体制性区域合作并行的方式推进全球治理。

　　未来的国际体制应突出哪些要素？冯绍雷总结为：一是多元文明并存；二是大国合作，特别是大国政治合作和安全合作；三是大小国之间的动态均衡与公正。

　　G20应逐渐成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重要平台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制已难以应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体制中要求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G20成为应对所有全球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治理机制，成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平台。

　　上海市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明棋认为，G20在过去的七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首先是避免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经济大萧条，比较快地让世界经济走出了衰退；其次是G20财政部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已经成为全球政策协调最重要的平台，使得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为常态；再次是G20积极推动改革，发展中国家成员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里面担任高管的人数稳定地增加，新兴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当中不断地崭露头角。

　　同时，G20也面临巨大的挑战。虽然避免了长期的衰退和萧条，但是如何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目前仍然缺乏共识。各国政策导向开始分化，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结构性改革，虽然得到认同，但需要比较长的周期，短期内难以凑效。另外，国际贸易体制的改革和推动陷入困境，“多哈回合”处于停滞状态，保护主义、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不断地涌现，美国把区域贸易的协定赋予了很多地缘政治的含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G20的机制也面临更多的挑战，目前的通常机制是：G20达成共识，领导人发表宣言后把这个共识交给相关的国际经济组织（IMF、WTO、世界银行）来落实推进，它缺乏真正的抓手；G20不设秘书处，代表性、效率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很多议题还无法进入G20的议程。

　　中国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什么？

　　中国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什么？对此，东方青年学社副理事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从对于全球治理的认识、文明如何共生、制度和人的关系等问题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在互联互通的世界里，利益、权力、责任、命运高度关联。全球治理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所有人的事情。全球治理并不是要取代主权国家、建立一个超级大国，好的全球治理与主权制度并不是冲突的，相反能够促进主权的完善和发展。

　　与西方的“分而治之”不同，中国人的全球治理推崇的是“合而治之”， 讲究的是汇通。文明之间并不是不能来往，而是要把共通的东西找出来，共通增多后，有助于文明之间实现和平共治。汇通法在实践中更多的是转化和转换的思维，而不是转轨的思维。就像水管一样，有圆有方，水流动起来并不是把圆的变成方的或者是把方的变成圆的。在不同之间形成互通，这个是过去全球治理中比较忽视薄弱的环节。

　　全球治理关键在于，把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关系处理好。全球治理需要解决共同议题合作性与主权制度排他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对于全球治理很重要，但不能忽视人的重要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两张皮结成一张皮

　　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形容为两张皮，“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是理想的概念，而“全球治理”是一个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国际秩序的概念，这两张皮并没有完全结合，现在中国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两张皮结合成一张皮，理论与实践的难度都很大。

　　黄仁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一是人类主体与全球生存空间的结合；二是国际体系和各国战略的融合；三是一些大的理念同现在人类正在进行的实践结合；四是全球的治理或者人类命运的一些重要概念同国内的治理，同社区的治理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细化、具体化，具体成可以操作的战略，比如建成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同体。一旦细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是理想的乌托邦，而是与“全球治理”“中国梦”相结合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