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间并无优劣之分，这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提出的观点，因发自内心地厌恶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他认为：应承认且尊重不同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

　　博厄斯的理想很崇高，却也有效应——为落后乃至野蛮提供了避难所，仿佛只要打上“文化多样性”，它们便获得了合法性。

　　但，历史总会向前发展，史学大师汤因比认为，既往6000年中，人类共出现26种文明形态，其中16种已死亡，剩下9种停滞，只有海洋文明踏入现代化。

　　不可否认，汤因比的研究有可争议处，但过去的500年中，不断有人提出多元现代化猜想，可到目前为止，各国现代化路径高度近似，引人深思。

　　汉森显然更坚持发展论，在本书中，他列出决定世界史走向的9次重大战役，他发现，其中存有共性——从希腊抵抗波斯，到亚历山大东征，从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到萨拉米斯海战，海洋文明总能以弱胜强。这只是武器先进的结果吗？为什么居鲁士大量用希腊兵，而希腊联邦却不用波斯兵？为什么西方军队始终保持着较强战斗力？

　　汉森认为，这由社会组织方式决定。军队是社会组织的一面镜子，社会组织水准高，则人民有荣誉心、责任感，他们就能成为好士兵，即使人数居于劣势，也比抓来的壮丁强，因为前者是为自己而战，后者是为别人而战。

　　以亚历山大为例，他能以弱胜强，是因为手下人可随便发表意见，不担心被惩罚，而大流士手下一名总督提出请求，自己两个儿子已在前线，希望小儿子能留在后方，大流士立刻将其小儿子处死，分尸路旁。在波斯阵营中，即使是高官，也终日生活在恐惧中，要时刻去猜主子的想法，无怪乎大流士一逃离战场，几十万大军立刻烟消云散。

　　战争不单是武力的对决，更是平时功夫的对决，战争不仅比装备，还要比社会建设、比管理方式、比开放度与宽容度，一方屡战屡败，往往预示着文化根性上的差距。通过梳理历史，汉森指出：文化绝不空洞，它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力量。

　　当然，用9场战争来描绘人类发展大趋势，显然不够精确，在案例选取中，汉森确有“只谈水淹七军，不提走麦城”之弊，蒙古大军三次西征也是以少胜多，埃果斯河战役则是落后社会战胜了开明社会，对这些例证视而不见，有失公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否定文化相对论不等于要重走文化决定论的老路，在多元化时代，试图将文化狭隘化，注定会失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不断自警：一旦与别人文化之间的差距达到质的级别，则“开除球籍”的风险将卷土重来。